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大学里教师的职称，毫无疑问，教授为最高级别。在围墙内的大学里，教授又不仅是一种级别，更为一种尊称，关乎高学术造诣和崇高师德，人人见了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敬佩感。然而，也许是沾染上了社会浮躁的不良习气，教授的价值正在逐渐缩水。除了安排的课堂时间，教授们需要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上进行各种深度研究、发表论文，可是在现实中，这些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是一场空，他们被中国式官场吸引走入仕途，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仅仅是初级技能。不仅如此，大学教授们的心思还飘到了校外，介于一定的学术造诣和社会地位，教授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去公司企业挂职，这样公司企业有了面子，教授们也多了一条赚钱渠道。追本逐利的结果，就是官场多了一批官者，企业多了一批精英，然而教育界却失去了一些教育家。大学教授都去哪儿了？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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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和大学工作的区别在于，企业搞科研目的性更强，要在短时间出成果，人员更忙碌，没有时间思考学习，而在大学搞科研时间跨度大，时间充分，且有学生在旁辅助，所以大学是高新科学的摇篮。但这却被某些人利用。 个别老师将自己的工作和项目交于学生，学生不完成不给毕业，为使能力突出的学生为自己长期工作，延迟毕业，强行干涉学生生活的事时常发生，致使是学生自杀。 很多人不清楚大学教师的运作，大学老师的经济来源有三方面：一、基本工资 二、科研经费 三、为企业做项目挣钱。 基本工资不用说，在科研经费上，有位大学教师曾聊过，他曾在某名牌大学“某大”任职，每年有一段时间都是大学老师申请专利和发表论文的高峰期，为什么呢，申请国家科研经费，匆忙准备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经费申请下来后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他也有自己的专利但没有使用价值。由于年轻气盛，看着名牌大学的学生颓废，就在课上骂了那些学生，学生举报，被学校解聘，之后去了另一所普通高校任职，脾气也好了，自己在java框架下开发分布式系统。 现在很多工科老师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一些中小企业做项目或开公司，一个老师名下两三家企业已经不是很稀奇了，而且这种方式来钱快，一个项目几十万，自己不用做，只需指导学生干就行，学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洁资源，一个老师可以同时接几个项目，至于学生报酬几百一千就行了。像硕士研究生更是如此，曾有一个老师给自己带的本科毕业生指导考研复试，“不管是重点大学还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大学都是招会做事的学生，我实话告诉你，所有的导师都是在招给自己能做事的学生，我之前招了一个以前是学生物的学生，一点计算机基础都没有，连毕业的东西都是我帮她完成的，你说要这种有什么用” 当大多数老师在科研上敷衍，教育促活，将科研的精力用于谋利，学生不是在学习先进的知识，而是在为小企业做基础工作，大学能出先进的科研成果，能培养出人才，那才见鬼了呢。 生命不息，改革不止，新的时代，新的要求，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应跟随时代步伐，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中国兴教育，亡于教育，只有教育更加完善才能培养更多人才。
(0)照本宣科的老师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0)把学术称号和实际利益脱钩，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许多发达国家的院士，只是一种纯粹的荣誉称号，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和行政特权。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当选院士后，不但不发津贴、不涨工资，而且有些还要交“会员费”。比如，美国三大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的会费。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当选院士、获得诺奖后，也没有学术上的特权，他们还得像以前一样，照常上课，照常做实验，照常和未得奖的青年学者一样申报课题，申请被拒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撇开了物质利益和学术特权，既保持了院士称号的纯洁性，也保障了健康的学术生态，给后学者指引了潜心科研的奋斗方向。比如，对诺贝尔奖得主只奖励一个专属车位的伯克利分校，至今已诞生了60多位诺奖得主。 在古希腊，奥运会优胜者最神圣的荣誉是戴上橄榄枝编织的花冠——装点桂冠的不是闪耀的黄金，而是久远的芬芳。希望我国的院士称号，早日去掉利益的羁绊，成为那顶散发芬芳的桂冠！
(0)8月17日,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刊发公告,认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于艳茹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严重抄袭”国外学者的论文,舆论为此一片哗然。北大历史系对此回应称,将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于艳茹的博士答辩论文重新进行核查,如果确认论文抄袭,将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目前,于艳茹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尚未做出回应。 最近几年,教育部门和各高校打击学术不端的力度逐年加大,惩治学术造假的措施也逐渐增多,但高校师生涉嫌学术不端的丑闻仍频频被曝光。此次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罕见地对学术不诚信者“示众”,赢得了舆论一片好评。这种“零容忍”态度,既表明了学术机构希望激浊扬清的决心,也给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树立了新典范。 学术不端痼疾之所以难以革除,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首要原因是,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陈旧,虽有改革,但本质上未摆脱“教育GDP主义”。高校过分追求科研成果,使得一些学者为发论文而突破底线,不惜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在当前这种机制下,学者与其所在的高校或科研机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相关责任方在处理学术不端丑闻时态度暧昧,也在客观上纵容了造假者。 其次,独立的学术监察机制阙如,也是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难题。虽然教育部设有学风建设委员会,还推出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但是学风委并没有调查处理的权力,而“学术规范指南”也非正式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力。大多数学术不端事件,目前都是由学者所在高校学术规范委员会等进行调查,并由高校行政部门做出处罚。“自审自查”的公正性难免备受争议,效率难免过低。 在于艳茹抄袭事件中,学术期刊站出来勇于披露抄袭事实,反思自身责任并向公众致歉,对相关责任主体严厉追责,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值得点赞。但从媒体报道来看,于艳茹的抄袭事实被发现纯属偶然,这说明我们在发现和甄别学术不端现象时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要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学术乱象,应该尽快建立一套公正公开的“发现、核实、公示、处理”机制,让学术监督成为常态。 事实上,其他国家惩治学术不端乱象时,普遍采取的都是“零容忍”态度。比如,韩国首尔大学2005年发现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曝光；再比如,今年8月,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因为卷入论文造假丑闻,迫于巨大压力而自杀。《国际新闻界》此次的“零容忍”,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与国际接轨”。 对学术与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对学术品格的坚守与推崇,关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荣耀与声誉。在中国学术反腐和学术打假已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每一例学术不端丑闻,都应成为倒逼相关各方不断改革的契机。唯有用改革挖掉滋生学术不端乱象的土壤,中国才有可能从“论文大国”真正走向“科研大国”“科研强国”。 （转载：王鑫倪《对学术不诚信者就应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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