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它势必为我国经济建设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城市规划能力不足引发不少问题。政府盲目追求政治业绩以及暂时的经济效益，无情地拆除了大量的旧房，其中包括改造体现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在机器的轰鸣中密密麻麻的商业楼、居民楼拔地而起。比如，古城苏州为修建一条横穿市区的干路，就拆除了长达数公里的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街道、小巷、石桥等古建筑。彰显城市“魅力”的大广场、大草坪纷纷被扩建，有的城市一下子建立了十几个广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光浇灌这些大广场上的草坪不仅花费本该用于其它方面的资金，而且还增加城市的供水压力。还有城市斥巨资从深山老林购买古木大树，把数以万计的名贵参天大树移植到城市里，城市绿化率确实一时提高了不少。可是不久，这些林木因“水土不服”而死亡，造成极大的浪费。中国以及城市的规划问题远远不止这些，提高规划能力，加强城市规划顶层设计迫在眉睫。你在哪个城市？该城市规划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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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一是要坚持把优化农村生态环境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点，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主要保障，切实做好农村交通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垃圾集收运网络、供水供电供气和通讯设施等建设规划。二是加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集收运网络建设。完善“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体系，对偏远、高山、海岛的农村垃圾采用太阳能生态处理，使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达到全域覆盖；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把污水管网延伸到中心村和城镇周边农村，同时大量分散的村庄要加强污水生态化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争取在2020年85%的乡村生活污水能集中处理。三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要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继续推进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行动，扩大生态修复试点和病虫害综合防治，不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四是积极开展“四边”绿化和庭园绿化，努力创建森林城镇和森林村庄，优化村庄生态环境。五是继续开展“千里河道”整治工程和小流域治理工程，搞好生态河道建设，修复农村水生态系统。六是构建“庭院、村庄、河道、道路”点线面结合的综合保洁网，探索建设村综合保洁站，建立农村保洁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0)之所以会出现“马路拉链”现象，源于两个“不同步”，一是城市地下管线与道路建设不同步，二是各种管线敷设不同步。背后多重原因，从规划角度看，管线规划与道路建设规划没有统筹协调，缺乏城市地下管线综合规划；从管理角度看，地下管线基本上是由各管线建设单位自行建设，各自进行封闭式管理。因此造成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多头敷设、多头管理就不足为奇。 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线种类繁多，涉及8大类20余种，权属关系复杂，涉及30多个职能和权属部门。各种管线重叠交错，杂乱无章，由此导致管线重复开挖屡见不鲜，安全问题日益增多。轻者造成停水、停气、断电以及通讯中断，重者引起危险气体泄漏、燃气爆炸等灾难性事故，严重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土地所有人不能自主改变土地用途，也不能随便搞建筑盖房子，而必须符合规划和取得规划许可，因此“土地资源的一级配置是由规划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就不是一个理论或观点，而是一个事实陈述。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某著名教授简单贴上我国“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的观点。 因为其一，这里说的是土地一级配置，即改变土地用途的基础配置，并非在给定用途下的配置。我们知道，在给定用途特别是既成建筑的二级市场上，土地和建筑的分配，是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二，即使是土地的一级配置，也要反映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脱离了市场和社会需求的规划，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此，握有法律强制力的城乡规划，本身要以市场为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中规划地位越是上升，规划越要提高民主性、科学性。发达国家的规划都要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批准方为有效，法院也是依立法机构而非行政机关的意见来判定征收私产的公共利益属性，道理就在这里。但是应当看到，规划再民主再科学，法院再独立再公正，它也是根据民主或集中的政治决策程序而不是按产权人的市场交易规则运行的。 现在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变更、执行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这需要的是大刀阔斧地去改革改进决策程序。特别是我国的土地财政制度把政府的规划权与政府的收入和利益混为一谈，破坏了政府的独立性和公信力，这就迫切需要改革土地财政。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回避问题的真正所在，只看到一个政府存在规划权的滥用，就想当然地将土地的开发建筑界定为产权人的私权利，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不存在的土地开发市场化当作改革的目标。按照这条路子，小产权房自然合法化，绝大多数至今老实守法、没有开建小产权房的地方和人们都会放手去建，城镇居民的违建只要邻居间妥协就可发展，这就必然全面破坏和瓦解中国本来就很薄弱的规划管治的法治效力。如果这样，在城市化转型期对土地开发建筑权混乱的抢夺，就会造成我们在许多法治严重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看到的现象：土地资源特别是其城市化升值的分配严重不公不均，国家经济、城乡的生态和人居环境不断恶化又难以自拔。 这是为什么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土地的开发建筑不能走上另一极端，“如果以为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并以此来设计我们的土地制度，那就完全走错了方向。” 当然，发达市场经济也没有的东西我们也不是不能创造，但要说明那是自己的创造发明，而不要使读者以为是进口品牌产生误解。如果真能设计出可以运行和造福社会的“我的土地我的建筑我做主”的土地开发制度和市场交易模式，我们也可以跟着开开眼界。（转载：华生《究竟靠规划，还是靠市场》）
(0)在古都伦敦,一向看不到太多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厦。然而,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多达236座摩天大楼正在酝酿或已获批。随着人口压力日益加大,新增办公及住宅建筑需求不断增加,伦敦或将迎来大规模建设潮。尽管有人形容伦敦的天际线就是一场大型车祸的现场——惨不忍睹,但伦敦人对此总体持宽容态度。如何能在大肆扩建与人民满意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面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局面,伦敦的城市管理者探寻两全之策——既能保证城市发展,又能保持传统和特色。决策者的思路是不让城市继续向外扩张,而是向上“长个儿”,跟天空要空间；同时加大对传统景观的保护和立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城市的原有面貌和特点。 近年来,伦敦兴建了被人昵称为“小黄瓜”的瑞士再保险大厦,以及犹如一把锥子刺破天空的伦敦第一高楼“碎片大厦”,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伦敦国际化大都市的名片。一方面地价上涨推动国际资本借助“长个儿”策略寻求安全港,另一方面伦敦市政当局希望通过新建摩天大楼增加税收,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缓解人口增长压力。而在兴建摩天大楼的决策过程中,政府注意容纳多个参与者,代表不同利益的独立机构以及多个层级的不同角色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以便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最大限度满足各方要求。 伦敦的33个地方区政府虽然在各自的行政范围内有决定权,但是必须符合伦敦市长制定的《伦敦规划》。这一规划制定了38个适宜大规模开发住宅和商业的地区,以及10个位于交通枢纽附近、能够支持高密度开发的“集约地区”。一种提高城市中心区密度、减少交通需求的城市发展思路十分清晰。如果地方政府的决定遭质疑,相关规划会被提交到大伦敦市政府,并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提交到中央政府的内政大臣。内政大臣将召开听证会,做出最终决定。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遗产委员会、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等一些独立机构,都会对摩天大楼计划发表意见。 大搞“长个儿”建设的同时,伦敦在保护传统上也不遗余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政府不断更新立法,针对伦敦塔、西敏寺和圣玛格丽特教堂等传统世界遗产景观规定,任何在其附近的开发项目都需要说明项目本身能给这些景观的特点和组成带来什么样的积极贡献。 另外,以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两处景观为中心,规划了13条“视觉走廊”。在这些“视觉走廊”上的新项目,如果超过一定高度,就必须提请市长和有关地方政府批准,政府还要向英国遗产委员会征询意见。承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无限向外扩张。伦敦目前特别注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防止城市进一步扩张,避免侵占或消灭乡村。 伦敦发展高层建筑的思路固然有着其人口压力增大、地价上涨的幕后推手,但抛去这些客观因素,政府从主观上利用“长个儿”策略促进经济发展,并在城市扩建中积极合理谋划,最大限度地整合传统与新建,并在决策过程中尽量做到兼顾各方利益,同时注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或可为正经历城市化进程的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转载：张滨阳《城市“长个儿”的伦敦策》）
(0)广州不知不觉间已成千万人口的城市，40年前建的广州火车站，已不堪重负，更新换代顺理成章。当然，作为城市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很多人恋恋不舍，更有人提出将广州火车站“存档”的愿望。而日前，副市长王东表示，在保护城市记忆建筑的前提下，广州市其实东西南北都应该有火车站；旋即，媒体也透露，增城火车站已破土。 现有的广州火车站运行之初，在广州是大件事。当时的城市不大，人口也有限，春运和人群分流之类的事，根本不用想。当时火车站设计时，大概已有了新广交会的构思（从海珠广场迁址到流花宾馆、友谊剧院一带），所以，方便是第一选择。当年火车站广场可算是城市最大的公共广场，设计看上去是合理的，西面是省汽车总站，东面则是机场的候车点，往南则是以南方大厦为代表的老城区商业旺地……当年的广州人徜徉在新落成的火车站广场上，颇有些走在“天安门广场”的意思。殊不知，后来的火车站广场被周边的单位分割，广场的意义也不再存在。 其实，对于广州更有城市记忆意义的火车站，还有已消失的广州南站、西场货运站，等等。由于种种原因，那些车站都没能留下来，连历史的象征性碑文也难见。老火车站留不下来，当然很好理解，由于城市扩张，原火车站地皮自然是旺地，既如此，谁又舍得拿出来为历史服务？ 如果说原火车站的去与留，是个有没有城市文化记忆观念的问题，那么，新火车站怎么建，就直接衔接城市的未来了。王东副市长提出的东南西北都应有火车站的观点，显然是明智和现代的规划观点。长期以来，在建交通枢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建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建筑，来展示自己的“高大上”情结。然而，为了解决春运人群分流问题，广州火车站可是吃够了苦头，正因为它是唯一的火车站，所以，整部春运历史，不得不以这里为舞台展开。可以说，如果广州火车站真有历史记忆的话，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的春运，就是其“历史记忆”的最深刻的痕迹！ 可见，我们的城市真的不能再抱着唯一或者最大枢纽这样的观念，总想以历史性建筑来解决动态的现实人群服务的问题。事实上，广州市应该按照自身的辐射方向，建立不同层级的交通节点，这些节点以便于分流人群、便于人们往返、便于物流的交互流通为原则。由于土地财政的思维影响，在相关规划决策中，人们总认为只要有大型枢纽的规划存在，就一定能推高地价。实际上，地价可能上去了，但政府未来的支出，同样也会因这些大型枢纽的伺服成本而大大增加。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政府还是热衷于搞这个城那个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作祟。为了亚运会，我们建成了许多大型建筑，但维护成本，却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就是令人扼腕的例子。王东认为广州城应当东南西北都建火车站的观点，其意义不仅于火车站，更在于这位分管规划的副市长的看法，也许能令广州决策层对城市拍板时更加务实。（转载：唐螂《为东南西北都建火车站鼓个掌》）
(0)《深圳市地下管线管理暂行办法》即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后，深圳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道路，5年内一律不得开挖，各行业相关地下管线将全部一次性敷设。 道路反复“开膛破肚”，似乎成了现代城市的一种通病，据介绍，深圳的地下管线密度远超北京、上海等城市，近年来，由于地下管线底数不清、分布不明，城市道路短时期内重复开挖，不仅妨碍市民出行，也带来了经济损失与安全隐患。深圳规定城市新建道路5年内不得开挖，应该就是着眼于这样的现实背景。 当然，要更好地落实这一规定，除改革地下管线建设各自为政的局面外，还得提高管线敷设标准。深圳强调国际化，看不见的地下管线建设也可以更多地引入国际标准。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共同沟”的概念。“共同沟”又叫“共同廊道”，是一座城市几乎所有管道的共用外壳，雨水管、污水管、燃气管、电力管等都集中到共同沟的网络中。 我们经常可以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发生在下水道内的夺命追逐、激烈枪战的镜头，镜头里那些宽敞的下水道其实正是“共同沟”。 “共同沟”被誉为百年“地下基业”，最大的好处就是管道发生故障维修时省时省力省钱。这一模式在国外已经运用有百余年。 深圳也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 “共同沟”，如2013年8月，光明新区华夏路共同沟工程正式交付使用，被称为“深圳的远见”。但是，由于 “共同沟”造价高昂，每公里花费过亿，成为它大规模推广的“拦路虎”。不过，有报道称深圳每年光地下管线损失都在7亿元以上，如果加上环境保护、车辆拥挤等各类间接损失，共同沟投资回报率将是数十倍。有专家测算过台湾信义建6.5公里“共同沟”需多注资1亿元，75年后产生的效益却高达480亿元。这样的计算方法，也值得深圳借鉴。（转载：深圳能否进一步推广“共同沟”）
(0)近日，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不约而同集中整治城市“顽疾”——上海夜查群租房，北京暗访“黑摩的”，广州投入百亿整治“城中村”。 三地整治行动背后，都有突发事件起因。上海，相继发生的高楼火灾和居民楼坍塌，夺去4条鲜活的生命，其背后皆有群租之患；北京，“黑摩的”挤占公交车道，逆行添堵，逃避检查，拖行交警；广州，今年以来多人命丧“城中村”火灾，且5年来“城中村”火灾4000多起，约占全市火灾数量六成。 城市拆迁之惑、群租房之乱、城中村之痛，就这样以生命为代价，被沉重地掀开在公众面前。社会转型期城市面临的种种治理困境，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积累叠加的城市顽症，让人刺痛、揪心。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性发展时代。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规模急速扩张，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当我们惊讶于当年的城郊如今成为高楼林立的、繁华的内城，感慨今天的高速公路、地铁快轨改变了城市的时空概念，亦不得不面对由此而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道路要拓宽、旧城要改造，不免要有拆迁矛盾；人口急剧增长，房价、房租居高不下，自然出现群租现象；公交虽在发展，城市延伸更快，“黑车”现象便四处蔓延…… 每隔一段时间，很多城市都会开展集中整治，会收一时之效，剜去了一些局部病灶，在城市治理方面，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但是，我们城市治理进步的速度，有时赶不上问题堆叠的速度；我们习惯的传统的突击整治方法，不能应对今天涌现的诸多挑战。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问题，还必须用改革探索的勇气、担当与智慧，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来解决。 上海居民楼倒塌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对房屋开展检测、排查抢险，对一些危险点采取加固措施。亡羊补牢固然可贵，但更应思考：如果我们城市治理，能有更多适应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其核心更多聚焦在满足人的需要、围绕人的发展，是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城市管理的疏漏，倒塌事故或许也能避免？ “整顿”易，“治理”难。人的需求千差万别，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我们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以复制。中国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与外来人口的超高比例，都堪称世界之最，放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会是巨大的治理难题，足以让任何一个市长大汗淋漓、如履薄冰。 但是，社会治理仍然有章可循。我们探索的现代治理模式，其核心只有一个“人”，试图适应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都是围绕“人”展开，即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平衡人群的不同利益，服务民众的发展渴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强调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核心是人”的深层含义，是“把社会管理寓于为群众服务之中”，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和社会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 回看一些大城市在基层治理上的种种成功实践，无论是乡村自治破解违章建筑拆迁难，还是社会组织协同共治、解决社区环境难题，包括依靠外来人口自治净化人文环境，无不是立足于服务为先、互信为核。如此，才能有效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转载：郝 洪《治理城市顽疾核心在“人”》）
(0)在古都伦敦,一向看不到太多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大厦。然而,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多达236座摩天大楼正在酝酿或已获批。随着人口压力日益加大,新增办公及住宅建筑需求不断增加,伦敦或将迎来大规模建设潮。尽管有人形容伦敦的天际线就是一场大型车祸的现场——惨不忍睹,但伦敦人对此总体持宽容态度。如何能在大肆扩建与人民满意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面对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局面,伦敦的城市管理者探寻两全之策——既能保证城市发展,又能保持传统和特色。决策者的思路是不让城市继续向外扩张,而是向上“长个儿”,跟天空要空间；同时加大对传统景观的保护和立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城市的原有面貌和特点。 近年来,伦敦兴建了被人昵称为“小黄瓜”的瑞士再保险大厦,以及犹如一把锥子刺破天空的伦敦第一高楼“碎片大厦”,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伦敦国际化大都市的名片。一方面地价上涨推动国际资本借助“长个儿”策略寻求安全港,另一方面伦敦市政当局希望通过新建摩天大楼增加税收,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缓解人口增长压力。而在兴建摩天大楼的决策过程中,政府注意容纳多个参与者,代表不同利益的独立机构以及多个层级的不同角色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以便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最大限度满足各方要求。 伦敦的33个地方区政府虽然在各自的行政范围内有决定权,但是必须符合伦敦市长制定的《伦敦规划》。这一规划制定了38个适宜大规模开发住宅和商业的地区,以及10个位于交通枢纽附近、能够支持高密度开发的“集约地区”。一种提高城市中心区密度、减少交通需求的城市发展思路十分清晰。如果地方政府的决定遭质疑,相关规划会被提交到大伦敦市政府,并有可能会被进一步提交到中央政府的内政大臣。内政大臣将召开听证会,做出最终决定。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遗产委员会、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等一些独立机构,都会对摩天大楼计划发表意见。 大搞“长个儿”建设的同时,伦敦在保护传统上也不遗余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政府不断更新立法,针对伦敦塔、西敏寺和圣玛格丽特教堂等传统世界遗产景观规定,任何在其附近的开发项目都需要说明项目本身能给这些景观的特点和组成带来什么样的积极贡献。 另外,以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两处景观为中心,规划了13条“视觉走廊”。在这些“视觉走廊”上的新项目,如果超过一定高度,就必须提请市长和有关地方政府批准,政府还要向英国遗产委员会征询意见。承载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无限向外扩张。伦敦目前特别注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防止城市进一步扩张,避免侵占或消灭乡村。 伦敦发展高层建筑的思路固然有着其人口压力增大、地价上涨的幕后推手,但抛去这些客观因素,政府从主观上利用“长个儿”策略促进经济发展,并在城市扩建中积极合理谋划,最大限度地整合传统与新建,并在决策过程中尽量做到兼顾各方利益,同时注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或可为正经历城市化进程的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转载：张滨阳 《城市“长个儿”的伦敦策》）
(0)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上升为大的国家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京津冀一体化，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还是因为过去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各地之间的利益藩篱没有打破。他说，产业能不能发展，主要靠市场。京津冀一体化要有大的发展，首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比较大，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比较薄弱，市场发挥的作用不如珠三角、长三角。要推进一体化，首先要打破关卡，让要素自由流动。” 魏后凯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北京面临的是去功能化问题。“北京的功能现在太多，不堪重负，功能要疏散。”除了保证首都的核心职能，总体产业是向高端化方向发展。而对一些存在污染的企业，魏后凯认为，“污染产业肯定要疏散出去，但也不能说把污染的产业搬到河北。疏散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跟产业的转型升级有机结合。” 魏后凯还有一点担心：“北京跟河北的落差太大，北京郊区、河北的基础设施跟不上，企业搬过去之后，员工还是住在北京，大家来回跑，可能引发新的交通流量。另一方面，大家对京津冀一体化期望值很高，河北每个市都摩拳擦掌，大家都急于扩张，后果可能是北京市的人口没有降下来，整个京津冀的人口反而增多。”他表示，应该认真研究京津冀每个城市能承载多少人口，对产业和人口进行一个科学的规划。 魏后凯还表示，京津冀相关方面的机构应该建立沟通协调的长效机制。“三地那么多城市、地方政府，应该有一个有力的组织机构和沟通机制，才能多层次来推动发展。包括下面的区县，都应该有机构和长效机制，比如每一季度进行工作研讨，创造机会让不同层级的单位在一个层面探讨。” 此外，京津冀地区制度要一体化，社会保障等制度要接轨。“不能说住在河北，在北京工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却转不过去。像廊坊要打造养老基地，涉及看病报销转接的问题。随着一体化的发展，今后三地交流更多，这种情况也会更加普遍，制度必须接轨才能推进一体化”。（转载：朱婷《市场作用和政府规划一个都不能少》）
(0)我认为中国（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必须要强化市域城乡统筹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同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相适应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联动协调平台。积极推进重大规划共商、重大事项共议。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联动、生态保育等重点领域的区域协调统筹，共同研究制定区域性专项战略和行动规划。要通过控制人口规模、用地规模来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通过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住房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等综合手段，实现人口规模适度可控，人口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中心城坚持人口疏解，控制住宅用地规模和开发强度。严守建设用地总量的“天花板”，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依靠存量优化、流量增效和质量提高满足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实现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零增长”。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降低工业用地比重，提高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比重。鼓励土地合理混合使用和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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