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工程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生活水平，重点关心弱势群体，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政策举措。近些年来，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一系列民生工程和项目。在2006年，安徽省就针对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难、看病难、上学难”问题，启动实施十二项“民生工程”，累计投入78.4亿元。然而，尽管政府作出努力，但因为存在腐败、权钱交易、不忠于职守等现象，民生工程的落实效果值得堪忧，“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还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为此，共绘网建议属于全民利益攸关不可竞争的领域，同时也不会随着时间和技术的更新而遭淘汰的重大公共利益工程和项目，例如“互联网+”战略平台等等，可以由国家出资建设，然后再回馈给人民群众，让全民共享，对吗？共绘网想看一看大家的意见，请踊跃发表您的看法！营造企业竞争氛围，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也能让民生民情及时得到落实，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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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向社会资本推出80个示范项目到近期多地为经济“稳增长”而向民资开放更多投资领域,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空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有媒体统计,仅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多地向民资开放的项目规模就有万亿元。但是,尽管各地政府对吸引民资抱有很大热情,但民企的呼应却并未如预料那般热烈,很多民企对是否进入新一轮投资还在犹豫、观望中。 曾几何时,民营企业受制于政策面上的限制,很多市场基础好、盈利性高的领域不能进入,或者即使进入了也遭遇到“玻璃门”“弹簧门”甚至“旋转门”的不公平待遇。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却在这个过程中长驱直入,即使是在近几年来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和国内经济增速减退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但国有企业的经营从总体上说仍然风生水起,其利润水平也一直是国内各种市场主体当中最高的。 时至今日,当民营企业的准入空间获得拓展,国家甚至为民资的发展壮大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民营企业面对已经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却仍然难以在市场上伸展拳脚。民企由于资金实力薄弱,对于政府开出的动辄几个亿的投资项目根本“啃不动”,而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民企面对已经做大做强、在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对于与其展开市场竞争缺少自信和胆略。 中国长期推行的依靠投资扩张为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对各种市场主体形成了深刻影响。由于政府对很多投资领域设置了准入制度,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当仁不让地只能由国有资本经营,而一些竞争性很强的领域虽然已经放开,但由于政府掌握了行政审批权力,民企的进入事实上会受到歧视性限制。这种格局的长期存在,已经使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板结,国有企业完成了在几乎所有投资领域的“排兵布阵”,在一些重要领域甚至形成了垄断地位。 在这种板结化的经济结构之中,民企已经难以有效地与国企在同一平台上展开竞争。今天,当政府为了“稳增长”的需要而频频向民营企业摇动橄榄枝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通过这种改革为民营企业腾出的市场空间,要让民企能够在这一轮“稳增长”中有较大作为,显然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中国民营经济在发展中曾经面临各种阻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来那种思想认识上的偏见如今基本上已没有市场,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政府甚至已将民营企业作为“座上宾”,希望它们能够挑起大梁,行政审批事项的大量取消和下放也为民企进入一些市场领域扫清了旧有的制度性梗阻。但是,经济结构的板结化,已经成为民企投资的新的梗阻,使民企面对政府伸出的橄榄枝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值得忧虑的现实是,中国民营资本的市场竞争能力正在退化,在政府权力曾经对经济运行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的时候,民营企业甚至也养成了唯政府官员马首是瞻的习性,最近揭露出的一些腐败官员,他们的“鞍前马后”总是会有一些民营企业老板活跃的身影,这是扭曲的市场结构之下出现的扭曲的现实。 政府希望民企在“稳增长”中发挥作用,但民企的趑趄不前使政府不得不仍然把重心转移到国有企业身上,有报道称,那些开出了诸多投资项目的省份,其经济官员最近频频出入北京,当然,在中央政府不断放权的背景下,他们进京已经不是为了“跑部钱进”,而是与财大气粗的央企沟通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地方上的投资项目承接起来,以此来保证地方“稳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央企作为市场主体,对有地方政府权力作保障的这些投资项目自然是有求必应。 基于这样的现实,已经有人乐观地预计,今年GDP增幅7.5%的目标能够实现,这就是说,“稳增长”的目标不会落空。但是,当国有企业继续在诸多投资领域“唱独角戏”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无疑将进一步板结,民营企业将进一步边缘化,那么,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便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步履将更为艰难。（转载：周俊生《结构板结化是民企投资新梗阻》）
(0)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避免国资流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现实中,一些打着“混合”幌子行利益输送之实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开始显现,而由腐败、盲目投资、管理不善造成的体制性流失更是触目惊心。 受访专家和国企负责人认为,在市场规则更为规范的当下,大规模的交易性流失可以避免,但流失风险难以杜绝,在坚持公开透明、防控引导并举、改革反腐同步防堵国资交易性流失的同时,应防止以“怕流失”为由拖延改革,放任体制性流失。 一、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以来,已有涉及中石油、中国出版集团、华润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名国企高管“落马”,由此牵出的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有些央企负责人,特别是一些快退休的,把自己公司劈出一块来让民资进来,进来的民资都是朋友亲信。”还有一些企业“把公司好的业务劈出去,交给自己人去经营,等混合之后,就顺理成章地交给自己人”。据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介绍,一些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国资流失的苗头。 一些专家认为,虽然国资国企改革环境已明显改变,但造成国资流失的风险依然存在。 一是国有资产底数不清。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国资委负责人说,目前,不少县级政府还有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工作机构,无法摸清资产底数,改革过程中发生国资流失的风险很大。 二是资产评估难以给出公允价格。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说,资产评估通常是对单项资产进行估价,难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整体价值。对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品牌、商誉、技术、营销渠道、垄断地位等无形资产,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 三是产权交易体系有待完善。洛阳市国资委副主任张俊武表示,目前基层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单一对象成交的现象较多,难以形成竞价机制。同时,产权交易政策存在空白,基于错误评估结果的交易达成后,“查遍所有政策不知道怎么办”。 二、改革不能“因噎废食” 在现实中,对于客观存在的流失风险,国企负责人普遍存在“怕流失”的心态,加之公众对国资流失的概念理解不一,国企负责人的种种担心恐将成为拖延改革的“挡箭牌”。 一是担心“扣帽子”。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说,当国有资产“切换”为非国有资产时,不仅公众持怀疑态度,代表国有资产的当事人也冒着“贱卖”风险。事实上,不管要处置的国有资产“贱卖”还是“贵卖”,国企负责人都很可能背负“怕说不清”的风险。 二是担心“用了正确的方法,没干正确的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斌说,他最担心的是,改革的流程全部合法合理,但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引入战略投资人方面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单纯的“价高者得”,难以保障合作双方优势互补。 三是担心“秋后算账”。近日,绿地集团引入战略投资人上市后股价大涨,立即引发公众对国资流失的质疑。近年来,一些报道撇开投资风险不谈,将投资收益等同于国资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尽管国企负责人普遍存在“怕流失”的心态,但专家认为,国企改革不应“因噎废食”,不改革将是最大的流失。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更需关注。 李锦认为,过去,一些国企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有的几十个亿甚至更多,但没有人负责,没有严肃处理,批评一下就过去了。而据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调查,与同类型民营企业相比,国企生产成本平均高出20%左右。“改革本身就是防止体制性流失的最好方法。” 三、防控引导并举改革反腐同步 专家认为,在推进以混合所有制为基本方向的国企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分类稳步推进,避免少数人在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中一夜暴富。 彭建国认为,要确保阳光公开操作,主动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既要防止国资流失,又要防止“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还要防止“为什么我贵他便宜”。可设立由第三方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等组成的国企改制评估委员会作为“裁判员”,观察、监督国企改革的全过程。同时,赋予委员会“一票否决”的权利,从源头遏制国资流失。 有关专家认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坚持程序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尊重市场定价权,鼓励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作为利益主体,应当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非直接参与者,着力解决法规制度建设滞后问题,确保监管工作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同时,保持国有企业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对关口岗位的监督力度,可有效规避国资流失的风险。严把“方案关”“资产界定关”“审计关”“评估关”“交易关”“资金关”等重点关口。对于造成国资流失的违规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净化国企改革环境。（转载：国企改革：改革本身才能防止体制性流失）
(0)二战后，国有化运动在一些西方国家风起云涌，英国工党政府先后两次掀起国有化浪潮。随着经济停滞不前，以及国企问题不断增多，英国开始推动私有化。 通过对国有企业采取先易后难、分段推进的改革步骤，英国对主要国企进行了私有化，激发了企业活力，卸下了政府包袱，增加了财政收入。 在改革过程中，英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中小企业和投资者利益，注重企业员工安置，使国企改革顺利推进。 一、先易后难分段 推进国企改革 为治愈二战创伤，从1945年12月起，英国工党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到上世纪70年代初，英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30%，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企业冗员、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以滞胀为特性的“英国病”。 1979年，撒切尔政府执政，为挽救英国经济开启了私有化大幕，执行了有计划有步骤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经济政策，在财政战略上坚持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紧缩政策，放松政府管制，鼓励市场竞争，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 撒切尔夫人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模式，首先撤回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把改革定位为不以政府获得最大的财政收益为目标，而是通过资产重新分配，让更多的人成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这种目标设置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股减持定价等问题。 改革过程中，英国政府遵循“先盈利、再出售”原则，采取了先易后难、分段推进的措施，将私有化目标基本锁定在盈利状况较好的国企上，包括英国石油、英国航空、劳斯莱斯和英国钢铁等知名品牌。1989年后，英国政府才开始出售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及处于衰落的老企业。 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如简化购买手续、允许分期付款等，鼓励普通居民尤其是本企业职工购买股票，最大限度吸收广大国民参与，从而既增加购买国有股的资金来源，又保证出售时的公平性。 为保证国有资产不被贱卖，英国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一、法律和法规约束。国有股出售之前，在主管不同产业的政府部门外成立独立于政府的私有化立法和政策制定委员会，由他们结合公众意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人为干扰；二、政府任命一些专业人士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涵盖金融、财务、证券管理、法律等各方面人才，专业人士提交评估报告，争取国有股卖个好价钱；三、设立国有资产私有化绩效审计司，通过严格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英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比较典型的是特别股权安排、照顾职工和分散小额股东的权益。特别股权安排是指政府保留一部分国有股权暂不出让，目的在于防止某些行业或私人企业利用私有化改造，采取恶意收购或兼并国有企业的不良做法，同时也制约企业的管理人员利用私有化改造转公为私，瓜分国有资产。照顾职工和分散小额股东权益，重点在于合理确定职工持股购股方案，一般让本企业职工持有本企业总股份的10%左右。 二、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撒切尔执政期间，政府共出售或私有化了50家国有企业，其中包括数十家电力和水利企业，为政府财政筹集资金超过500亿英镑。由于制度设计较完备，执行有力，从1979年到1989年，英国企业私有化进程顺利，企业活力被有效激活，大多数改制国企在上市后表现较好，英国成年人持股比重从7%上升至25%。 改革之后，企业活力大增，英国政府不仅通过股份制得到了660亿英镑的收入，而且每年可从这些企业中得到33亿英镑的税收。 但私有化的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包括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减少、物价持续上涨、企业大幅裁员、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增加等。 英国私有化进程一直在持续，2010年以来，英国政府主导了新一轮的私有化浪潮。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英国政府的私有化方案更注重完整性、长期性和安抚性，有效地避免了员工与雇主、员工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以英国皇家邮政改革的例子最为典型。 2013年10月，英国皇家邮政集团登陆伦敦证交所，上市首日即受热捧，收盘时股价大幅上涨38%，成功募集资金约17亿英镑，成为年度欧洲地区规模最大IPO事件，同时也是过去十多年来英国最大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 根据英国政府和皇家邮政集团的计划，皇家邮政集团10%的股票无偿派发给该集团员工，平均每人将获725股。若以发行价计算，每名员工所持股票价值约为2392.5英镑。同时规定，员工需持有股票3年之后才能出售，持股5年之后再出售可免征所得税。 由于政府在补偿计划上相对慷慨，且从宣布上市计划至今皇家邮政并未进行大规模裁员，该私有化计划获得内外部较高比例认可。数据显示，仅不到0.5%的员工拒绝接受邮政集团的无偿送股，换言之，支持此次私有化的员工比例接近100%。 尽管英国通信工人工会一直以来反对并批评政府此次私有化计划，并有皇家邮政员工在集团上市首日还聚集在伦敦证交所门前抗议，但总体而言，科学合理的上市设计、人性化的员工补偿与持股激励计划，使皇家邮政上市成为一桩皆大欢喜的交易，也为英国政府下一步私有化奠定了基础。 （转载： 吴心韬、陈春园、林超《英国防止国资流失有绝招》）
(0)私有银行16世纪发端于瑞士,与一般的理财业务相比,私有银行更像客户的专属管家,不但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还提供包括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全方位服务。国际上通常认为,100万美元可用于投资的流动资产是私有银行的“门槛”。美国现在的银行全部为私有银行。即便大名鼎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也是一家地道的私有银行,只是这家私有银行具有国家特征,类似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目前,仅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四大私有银行就管理着美国大约八万亿美元资产,富可敌国,名符其实。中国的银行多数为国有银行,运作管理方面和美国私有银行差异很大。《征服世界的私有银行》指出,主要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同。美国私有银行传统的存贷款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企业直接融资面不断扩大,间接融资面逐渐缩小,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传统业务、中介业务、私人金融业务在美国私有银行业务中呈三足鼎立之势。其次是金融产品涵盖面不同。美国私有银行提出,企业需要什么产品就可以设计、提供什么产品。网上银行金融产品已覆盖所有金融产品一半以上,对公业务绝大部分为网上银行,实行无纸化交易。即便是公民个人业务也是以网上银行为主。再次是内部支撑系统与营销体系不同。美国的私有银行完全以电脑网络作为内部支撑系统,后台集中在总部,各分支机构与总部完全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各种业务实行集中开拓、集中授信、集中审批,形成了很彻底的专业分工。中国的银行后台员工配备占整个员工总数的25%左右,而营销人员要占65%。最后是各项评价体系不同。在美国,有相当发达的中间机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他们的许多资料都上网,而且公开,并且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美国的私有银行就是通过这一系列中间机构的服务,使市场的产业化与金融的市场化有机结合起来。（转载：陈华文《美国私有银行吸金术》）
(0)近日，北京市东城区城管部门联合工商、治安、食药监等部门，对露天烧烤、无照经营开展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一些偏好烧烤的市民不愿配合，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给执法造成一定困难。在现场，露天烧烤摊冒出的浓烟弥漫了半个街巷，原本用来通行的便道摆上了桌椅，竹扦子、豆皮扔了一地。一位居民表示，根本没法开窗户，晾在阳台上的衣服都有油烟味。 上述街头景象，久居城市的人们想必都不陌生。然而，那些偏好烧烤的市民，是否考虑到，为了满足自己口腹之欲不惜使周边街道环境愈发的脏乱差，不惜给街坊四邻带来不胜其烦的打扰，也不在乎给本已严重的雾霾再增添一丝浓度，更顾不上首善之区的文明形象了……这些都挡不住“我们就喜欢吃这口”的那点想法。 表面看来，“好这口”是个人的私事，露天烧烤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破坏环境、污染空气、占道扰民的理由和借口。每个人都有一己之私，人的私心是客观存在的。从个人利益和角度出发，露天烧烤的经营者和吃客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正如英国政治家洛克认为：“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也难免对别人造成损害。”当个人行为给别人甚至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其行为就超出了合理合法的范围，就不是个人的私事了，势必要受到公权力的约束和规制。 为了公共的利益，每个人必须让渡出部分私人利益。禁止露天烧烤是为了清洁环境、减少烟尘污染，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那些“好这口”的市民是不是应该克制一些呢？再比如，防治雾霾，治理大气污染，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每个市民的责任，因为这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而，又有多少人主动放弃私车出行，换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呢？为了公益而让渡私利时，又有几人会心甘情愿呢？ 这种事情往往讲道理容易，遇到具体问题处理就比较难；说别人容易，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遇到自己头上，我们大都厘不清了。 上周六，杭州余杭区中泰乡群众因不满在当地建造垃圾焚烧场，而发生群体性事件。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理解公众的心情，但这种“欢迎建垃圾焚烧场，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一些人也知道建造垃圾焚烧场是为了城市的公共利益，是缓解目前“垃圾围城”的最有效方式，但在自己家门口建，可能会有污染，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健康，就是不行！这些诉求即使是有合理的成份，也必须通过合法渠道、合法方式来表达。同时，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让渡自己与之相矛盾的一部分利益。 当然，从政府角度来说，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今天，每一件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也应慎重，要充分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让群众充分了解，让群众充分知情，让群众消除顾虑，让群众能够理解。许多事情没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独行其是往往会适得其反。（转载：原哲《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应该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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