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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

发布日期:2014-05-20    浏览次数:5705

  

        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国文化的骨干为儒家、佛教和道教,佛教徒信佛,道教徒信仰众多的神。现代人也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感染。在国外。信仰的力量也为人们所重视,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比如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他们也信仰基督教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存在。此外,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不同的人拥有着不同的信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思想文化也在发生碰撞冲突,如何构建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无论信仰什么,但关注背后,所有的文明、起始都关心人的生与死、今世与来世。西方的上帝代表了全能、至善的一种精神,而中国儒家所崇信的“德”,以“仁”为核心,是极高的目标,为“圣”,这两者实为异曲同工。如何构建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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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taotao2014-06-21

当巴萨皇马的边角料们在世界杯上挑大梁的时候,巴萨皇马的大梁却坍塌了。西班牙队以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回家,连粉丝的眼泪也未能赚到几颗,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厦在瞬间倾覆,任何技术层面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必须要从精神层面入手,直透灵魂深处,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所以,这里要说的是信仰的力量。 大凡世界上信仰分为两种,一种是正能量的信仰,能够让信仰者沿着正确的方向信心十足意志坚定地前行;一种信仰是负能量,是一种精神上的枷锁,让信仰者自卑自弃。当正能量信仰与负能量信仰相遇,就像火焰遇上了冰雪,砖头遇上了鸡蛋,郭美美遇上了凤姐一般。 西班牙人信仰的是“控球教”,以卓绝的控球来扼杀对手的任何机会,以极慢的节奏让对手无所适从,以一针封喉式的攻击毕其功于一役。在过去的六年中,西班牙人凭借着这样的信仰横扫六合,一统宇内。 然而,在首战不敌荷兰之后,西班牙人乱了方寸,在不得不战胜智利队的前提下,西班牙人抛弃了自己的信仰。从比赛一开始,他们就急于进攻,六年没用过的长传急攻出现了、高吊禁区出现了、全场紧逼出现了,而控球没有了。他们用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快节奏展开进攻,以图一举击溃对手。 可是信仰呢?他们抛弃了信仰,也被信仰所抛弃。 过去的六年间,全世界足球都开始信仰“西班牙教”,他们视西班牙为当然的统治者,遇上西班牙都是退避三舍龟缩防守,以平为胜,以胜为梦。可是,荷兰战胜西班牙让全世界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智利人则果断地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就像刘邦和项羽听说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消息,对于秦朝暴政的信仰在瞬间被抛弃,精神枷锁被打碎。 智利人以攻对攻,以抢对抢,他们不怕快节奏,或者说他们一向就是快节奏。 一个放弃了信仰,一个打碎了枷锁,此消彼长,就有了比赛的结局。 西班牙人的信仰固然在高大上荷兰人面前被粉碎,但是面对屌丝球队智利还是管用的,为什么不坚持呢?稍遇挫折就怀疑自己的信仰,被淘汰不是应该的吗? 其实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和维持,都并不是王朝建立者真的能够匹敌天下,而是他通过一系列的胜利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了一个关于自己的信仰。一旦这种信仰崩溃,王朝也就应声坍塌了。就像万兽之王的老虎,其统治地位完全依靠万兽的敬畏,否则,十头山羊团结起来也能把老虎顶死。 现在,澳大利亚人恐怕也想在西班牙人的伤口上舔血了。从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班牙人要适应落水狗的生活了。而这一切,源于他们对信仰的背弃。 当然,我们还应该提一下世界杯糟糕的赛程安排,各组的豪强均在首轮相遇,于是负者往往被推向孤注一掷的境地,这也是西班牙方寸大乱背弃信仰的一大原因。同样,葡萄牙、英格兰等球队也将面临类似的困境。(转载:贾志刚《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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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nydg2014-06-10

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一种莫可名状、不可割断的情结。每到春节、中秋节等家人团聚的日子,身在异乡的游子即使不能赶回家与亲人团聚,也总会在此时此刻生发出无限的乡思,这就是“家”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的力量。家,何以在中国人心中涌动着如此巨大的情愫呢?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而言,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系统是一种最古老的社会聚合形态,这一系统以血缘贯穿其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史中,血缘的力量逐渐显现出淡化的趋势,这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人日益独立,个体逐渐受到关注,而日渐脱离出这种“神秘力量”的束缚。但在中国,这一淡化的过程似乎慢了许多,尤其是在乡土社会中,家族的存在仍是最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以致公权力的组织也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宗法制”传统。国是放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主体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家”的理解。可以说,国家本身就是按照家的形式构建起来的。现代西方社会是以个体作为权利主体来组织社会的,而传统中国则是以“家”作为基本的权利主体来组织社会的。所以,家的观念无论是在中国人的情感中还是行为中,都是无可替代的。   家,既然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就需要一种机制去维系它的稳固性。自先秦三代,中国便逐渐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统治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国家之制的精髓就是家制,所以国家法中也充斥着家的元素。   自夏禹“家天下”始就确立了古代家族统治的传统,特别是西周宗法制的确立,使得贵族统治权成为家族世袭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东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氏族制度的消亡使原来的上流家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它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原来的底层宗族通过努力,可以跻身上流社会,进入政治权力层,而原来的上流宗族如果不能有效维系,也可能迅速衰落。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无论是上流宗族还是底层宗族都必须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再者,血缘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纽带总是在不断淡化,家族自身的聚合力也随着分支的扩大,关系也逐渐疏远,五服之外,不复为亲。就像费孝通所讲,湖面抛个石子,随着水波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波纹也会越来越浅,越来越淡,最终消失。那么,家族靠什么来维系这一渐行渐远的宗族聚合力呢?   时代赋予家族的要求与血缘本身的特点都呼唤一种家族机制的形成。这其中,族产、祠堂与家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族产从经济上把族众聚合起来,祠堂以共同的祖先崇拜把族众聚合起来,而宗族规范则以共同的行为规范把族众聚合起来。   从家规的历史文献来看,虽然汉代以降便有记载,但宋以前,宗族组织对于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一般还停留在以习惯与礼为准则的阶段。虽然某些宗族已开始制定宗族法,其内容也极不完备,多为原则性规定,缺少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系统规定,在形式上也缺乏法律特征,而以伦理性说教和习惯为主。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到,“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可知家规重在教育子孙。到了宋代,家法族规有了进一步发展,主要有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范仲淹《义庄规矩》与朱熹《家礼》,它们成为古代家法族规规范化、系统化、庶民化的奠基之作。至明清时,几乎世家大族皆有家法族规,或者制定单行本,或者寓于家谱族谱之中。   纵览这些家法族规,其内容无非教导族众及其子孙应有的生活态度,以及治家处世等事项,用以调整本家族内部关系及家族之间的行为规范。它们普遍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强调三纲五常。具体则多为忠君国、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敦理义、谋生理、勤职业、笃耕耘、课诵读、端教诲、正婚嫁、慎交游、急徭税、守本分、效忍耐、尚节俭、从宽恕、息争讼、诘盗贼、杜奸淫、戒赌博、防伪诈、重友谊、谨言行等内容。正是通过制定家法族规对社会治理各方面内容加以规范来实现宗族乃至整个基层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有学者指出,中国宋代以后的家族把注意力转到家族和社区内部的建设……他们不再执着地强调恢复“宦族”地位,而是更倾向于把其家族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社区来整治和管理。所以,家法族规的约束力总是会从一家一族辐射至一乡一县,乃至全国。   家风是什么?在我们现在看来,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生活态度、精神情趣、道德修养、教育学习等等因素所构成的一种场域。这种场域本身是无形的,但又是具有规范力的,家庭成员身处其中,精神与行为就会自然而然符合这个场域的规范,这就是家风的力量。而就古代而言,家的范围要远远超出家庭,而可以扩展到整个宗族、乡里,乃至整个国家。家风也就不止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表面化。家规是一种有形的家族规范形式,而与家规互为表里的另一种无形的规范形式就是“家风”。二者是相互衍生的关系,家风可以具体化为家规,家规就成了家风的表现形式。而家规也可以引导和形成家风,也就是规范的实践过程。所以说,传统意义上的家规与家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成熟和完善的家族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家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无论是历代世家大族,还是今天普普通通的平民家族,都会在一辈又一辈人对生存的不断探寻中积累起代代沿袭的家风,这就是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传统。所谓传统,从字义上理解,“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产生并存在着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社会元素,是纵向的。而“统”则是指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并且含有在同类社会元素中具有权威性、指导性的意思。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者宗族的传统,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为是围绕家庭成员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它无形中具有一种规范的作用,并且这种“规范”是被人们信仰的。家风就是一种储存,这种长时间的知识和观念的储存经过世世代代不间断地传承,通过符号、语言、形象与概念,通过学习、传授、交感、模仿与启示等活动发生并完成。它的内容便是储存在语言、风俗、民间传说、制度和工具中的观念。它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支配各种精神和行为的力量。所以说,家风是一种力量,一种被信仰的力量。它支配着家族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决定着整个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和未来。(转载:刘志松《家风是一种被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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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胥引2014-06-09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也是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体系的信奉和遵行。作为深层次的精神导向和精神支柱,信仰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精神生活。信仰问题既关系到人格的培养,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和影响,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也随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困惑,一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信仰动摇、信仰怀疑、信仰崩溃、信仰错误以及无信仰等形式。   人不能没有信仰,不管是对科学的信仰还是其他形式的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内心就失去了行为准则的禁区,整个人的行为就会由自己的欲望和外部力量来控制,就会意志消沉、精神颓废,萎靡不振、不思进取,悲观消极、愤世嫉俗,为所欲为、丧失底线。 信仰缺失会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产生颠覆性影响。“义”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凝结和体现,“利”则是一种物质利益的现实体现。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时代,由于信仰缺失,一些人对大量出现的新鲜思想和事物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导致一直有依赖性的人们突然失去了依靠,变得手足无措和迷茫了,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由于人的本性是贪婪的、有欲望的,信仰缺失,必然导致在“利”面前“义”自动让位,在市场经济“利益至上”、“财富导向”、“等价交换”的价值观中,很容易就偏离正确的思想引导和调节,以至于完全背道而驰。   信仰缺失必然导致封建迷信盛行和不健康的东西大行其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开始抬头,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在人们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摇摆不定之际,遇到问题不是积极去应对,而是去烧香拜佛、算命抽签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弱势群体遇到问题就会有意无意地转向超自然的“神”或宗教,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信仰缺失严重侵蚀党员干部队伍,危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些党员干部的信仰缺失,导致其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公仆意识的背叛。他们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台上讲马列,台下烧香拜佛”,“台上讲清正廉洁,台下贪污腐化”的两面派;他们口头上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却过着资产阶级的奢靡生活;不信马列,信奉位置和权力,“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大肆以权谋私。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共产党人的气节;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利欲熏心,置党和国家的前途于不顾,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信仰缺失导致社会道德观、价值观产生变异和社会道德风气沦丧。吏为民师,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无不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直接或间接地助推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放大了“一切向钱看”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刺激下,庸俗化的心态使部分人变得自私自利,崇尚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把金钱和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仰趋于淡化,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也有暂时搁置的倾向。信仰庸俗化的消极影响已经侵蚀了部分人的思想,削弱了信仰的坚定性。一些人没有了理想和目标,浑浑噩噩过日子,应付干工作,造成“低水平、老毛病、坏习惯”久治不绝。一些人诚信缺失、道德缺失,无所顾忌地造假制假贩假,坑蒙拐骗比比皆是。(转载:王彦军《没有了信仰 就没有了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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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ng2014-05-29

最近听有人说道:“人到中年,大部分的朋友都信了宗教……”我想了一想身边的朋友,果然如此。 我以前以为只有香港、台湾是这样, 以为内地人大都是无神论者,但了解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并非如此。有位经商的内地朋友,每次见到他,他都送给我几本佛教的书籍,他的妻子还常专程到香港听佛学讲座;另外还有个很年轻的小朋友,她倒是没信教,但父母都信了基督教,家里弥漫着十分浓厚的宗教气味,没信教的她,每次回到家里都被父母以各种方法,甚至出动眼泪攻势催促她信教。 不信教的人对信教的人常常是嗤之以鼻,觉得这些人迷信兼且脑子有问题,但信教的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我还是回到先前所说的,人到中年就很容易信教的原因吧! 有位我很尊敬的老师对我说,人是怕死的,如果没有死亡就不会有宗教。我那时还很年轻,所以就深信不疑,但是我活到现在这个岁数,我觉得宗教不但和死有关,更大的程度是和“生”有关。我所见到的大部分例子都是,人活着愈活愈迷惘,到了中年不但知道了自己未免一死,也愈觉得需要一套解释人生、生命的方法。 过往在学校学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不是太简单就是不符合真实的人生,而宗教在那些方面却说得头头是道。 宗教会告诉一个人,生命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甚至于你还在世的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年轻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想这些,等步入中年,你不想这些事实在不容易。 在台湾,民间信仰和佛教、道教三者一直很盛行,在香港,好像是基督教势力比较庞大。我听到各种的答案,比如说我听过有些人很热心地捐款给庙寺、做善事,原因是他现在很富有,但在致富的过程中做了不少坏事,怕有报应,于是赶快做这些事以求赎罪。这是传统的思维。也有人是认为佛家思想最能说明生命的本质、教义最有智慧。 还曾有一个来自福建的学生告诉我,她家族从好久前就已代代信奉基督教,即使在被禁止信教的年代,他们还是私底下偷偷信着,没有弃教。她说:“宗教让人敬天敬神,人如果无所敬畏,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了。”(转载:杜家祁《人到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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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goobye2014-05-24

以前我们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的批判,因为我们近一两百年落后了,如果不批判、不反思,我们可能站不起来,但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的《周易》,在2千—3千年前就能够把事物的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总结到今天的水平,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早就在卦象上有所体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地球是圆是方的情况下,我们的老祖先就知道天地、乾坤、阴阳。从太阳的东升西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都遵循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规则。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很好的,它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阴和阳,乾和坤,更强调一种均衡、平衡。我们一直都讲究风水、八字,其实就是追求一种方方面面的平衡。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五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而其他的都没有了?其中有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特殊使然,可我觉得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和包容性使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更倾向于以后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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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eliveable2014-05-24

经济加速发展,难免物欲横流,有人说,如今人们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盛行,道德被束之高阁,不起什么作用了。这未免以偏概全。在我看来,追求金钱、功利本无错,但道德规范是做人做事思维尺度,道德助人修养品行,但人的修养是潜移默化的,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写道:“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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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ale2014-05-24

我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本身就以善为基础。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不守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信”,就像车子没有轮中的关键部位一样,是一步也不能行走的。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只有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如果领导者对老百姓不讲诚信,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历史上讲“诚信”的故事还有很多,都强调为官要仁,要诚,要信,其核心就是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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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ng2014-05-24

孟子曾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的说法。这里的“大”、“小”是指大诸侯国和小诸侯国。大诸侯国与小诸侯国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针对不同国力的诸侯国,孟子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方法。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大小都非常不同,有的国家人口少至1万人,甚至是几千人,这种国家单靠其自身军事力量难以生存下来。小国在大国面前如何保护自己?现代国际秩序的维持主要就是依靠国际法,国家不分大小都具有主权,也都要承担国际义务,所以弱国受到强国侵略的时候可以诉诸国际法。 在现实社会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除了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纠纷以外,更现实的考虑是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在孟子的时代,诸侯国关系里有很多小国,也有很多附属国,他们该如何做呢?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大国为什么还要侍奉小国呢?大国虽然大,但是对小国应该像对待兄弟一样去爱护他、关心他,他才会从内心里尊敬你,这就是“以大事小”。 小国面临大国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当时诸侯国忠处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有很多,其中滕国临近齐国,齐国要筑薛城,薛城离滕国很近,滕文公非常害怕,怕此城筑起来会危及滕国。孟子告诉他不用担心,接着便以“太王事獯鬻”的列子来劝导。他说,周当时受狄人的侵犯,大王不想发生冲突,就将自己的部落迁走了。当时是“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梁惠王下》)。大王没有办法,如果他不迁走,就面临一场残酷的战争,结果不可预测。他不能让自己的人民白白牺牲,所以当时他让步了。滕文公说,滕国是小国,要竭力事大国,仍不免与被兼,该如何是好呢?孟子告诉他,只要把小国治理好。如果非要决一死战,老百姓会愿意为你战斗的;你若治国无方,老百姓则不愿意为你战斗。孟子说,宋也是小国,现在行王政,齐国和楚国都想讨伐他,但不用怕;“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予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对外的抵抗力来自于内部的治理状况。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句话是说“仁者”是不可战胜的。梁惠王说别的诸侯国那么强大,我现在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对此我个人感觉非常耻辱,我想把我的人调动起来为他们洗刷耻辱,我如何去做。孟子给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施行仁政,把国内的人民治理好,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你只要把内政做好了,自然就“仁者无敌”。“仁者无敌”主要靠“人和”,在于赢得民心,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固若金汤但最后还是被攻破,其原因何在?这就是孟子说得“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关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孟子的原则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要以德胜人、以德悦远近,用美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让附近的人都非常快乐,让远处的人都愿意到你的国家来,所以孟子说要用善和仁义去治理人,人们才会心悦诚服。 最后, 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治理而言,单靠坚持正义是有限的,单靠壮大力量也是有限的。秦国主要是靠霸道而成为强国的,继他统一六国之后,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就垮掉了呢?汉代人总结秦国覆灭的教训,说秦国过于追求强权,不讲仁义和道德。王充总结过韩非学说的缺陷,也总结了秦国人统治的缺陷,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治理一个国家和治理天下要靠两个东西,一是养德,一是养力。养德是培养正义的价值,而养力便是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相互配合,缺一皆不可。(参阅王充《论衡•非韩》)从这种角度来看,孟子也许过分地强调“养德“,对于力量的发展他确实关心不够,因为他认为一旦强调利益就会引起争夺。这是我们对孟子”国际正义观“的一些讨论和总结。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以现代的观点看问题,要看到国家的发展一方面是国家力量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家正义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转载:王中江《国家贵在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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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2014-05-24

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学术体系、艺术体系的重构,多以西方相应的体系作为参照。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裹胁着西方世界大量工业化制作、商业化销售的“人类精神的分泌物”(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长驱直入地倾泻在这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地上,渗透着,搅拌着,日复一日地发生着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有的失去了原生态,有的则发生了基因突变……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伴随全球范围精神文化的产业化而来的,会不会是“人类灵魂的第二次殖民”? 因此,尽快找到和确立最具本民族特征、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最能象征中国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中国书法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和极为优越的先天条件可以当之无愧地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同爵士乐、棒球和好莱坞代表整体意义上的美国文化,又如《伏尔加船夫曲》之于俄罗斯,《伏尔塔瓦河》之于捷克,还有西贝柳斯的《芬兰颂》之于芬兰一样,我们也需要找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鼓舞民族精神和极具象征意义、传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独特信息和情感。让我们想象一下:长城外,古道边,一条古老的黄河庄严 地流过;中华大地上,高扬着民族复兴的旗帜,一只如椽大笔正书写举世无双的华夏图腾……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汇聚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激发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情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关于“轴心时代”的著名命题,他指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世界各大文明的伟大圣哲如孔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犹太教先知几乎同时产生,即所谓“轴心时代”。他们的思想照耀、惠及了人类2000多年,其对人类与世界的终极思考,后人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至今仍是全人类安顿心灵世界与核心价值的精神家园。人类社会每一次伟大进步都会回顾轴心时代,汲取营养、寻求智慧、借助权威,如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回归到希腊理性主义,从而走出中世纪“千年黑暗”,迎来欧洲的近代崛起。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会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中国书法在文化重建中的当代意义和历史使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转载:肖鹏《中华文明的标识,文明对话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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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青青2014-05-24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F.William Engdahl)的论文《当今世界的全球性不和谐:我们能改变它吗?》讨论的话题是“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建设人类普遍伦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伦理”在希腊原文里,意思是“风俗、习惯”。这些由一定文化群体、人民、部落或者国家所建立起来的风俗习惯都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沉淀下来的,这些演变而来的规则可以用来支撑各成员去看待人类道德观念,如善恶、是非、美丑、正邪等这些观念。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定义,我们今天就不得不关注世界范围内关于美丑、善恶的道德行为规范问题,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化很快。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最终会以一种新的同质性形式来破坏人类的伦理和道德。这种同质性最终将降低人类生命的价值,使人类处于机器人水平,甚至成为奴隶。世贸组织所引领的全球化(由147个企业巨头所推动)正在形成一种全球极权主义形式,这种极权主义形式会使得他们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在他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面失语。真正的和谐应该是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各自的国家主权且满足各国人民健康安全的国家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用什么来实现这种真正的和谐呢?它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爱。当今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被恐惧驱动着的。为了在国家之间创造一种更好的和谐,我们需要专注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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