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国文化的骨干为儒家、佛教和道教，佛教徒信佛，道教徒信仰众多的神。现代人也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感染。在国外。信仰的力量也为人们所重视，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比如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他们也信仰基督教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存在。此外，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不同的人拥有着不同的信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思想文化也在发生碰撞冲突，如何构建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无论信仰什么，但关注背后，所有的文明、起始都关心人的生与死、今世与来世。西方的上帝代表了全能、至善的一种精神，而中国儒家所崇信的“德”，以“仁”为核心，是极高的目标，为“圣”，这两者实为异曲同工。如何构建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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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的论文《对当代东亚文化背景下建构共同伦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考察——中日韩共识的链接点》认为，中、日、韩共同伦理共识的基础现在依然从民间信仰、民风民俗、传统教养、汉字文化而存续的生活现象找到共识之“点”。第一、禹王信仰。禹王也称大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之一，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夏朝的创始者。因黄河治水的功绩，而得名“治水之神”、广为人知。目前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各地都建有禹王庙和禹王塑像等，其数字大约可达4000有余；在日本各地约有90多处为祭祀禹王而建的石碑、史迹。在韩国，不仅“禹”姓的人很多，像禹山、禹津江、禹池里等，含有“禹”字的地名也很多。第二、神农信仰。目前，仅中国台湾就有神农庙198座之多；在日本，汤岛圣堂中有神农像，大阪也有“神农祭”；韩国同中日相同，也把神农作为农业神和药祖神来信奉。第三、蚕神信仰，中日韩都流传着关于蚕的传说，并且故事非常类似。第四、三足鸟、八咫鸟信仰。在中国，三足鸟象征着皇权，而且三足鸟是负责传送西王母膳食的动物；在日本，象征着“忠实、诚实、大无畏”的精神；韩国的建国神话中，三足鸟也有着与中国相同的含义。第五、中国古典。儒家、佛教、老庄思想等有关典籍给东亚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长期以来独领东亚文学主流地位。然而，中日韩三国之间文化共同之处莫大于汉字。如果说东亚的文化底蕴与平台最初源于中国，而将其传播开来的媒介首推汉字，这是中华文明连接东亚与世界的最有效的通道。
(0)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今天有没有意义？如果有，都有哪些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化体的国家，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我们也经历了近代的积贫积弱和对外交往当中的屈辱，所以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世界影响力增大了，国民享受到了实惠，大家都感到一种荣耀。但是，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尊严和荣誉，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还很不够。 我们已经做的和应该做的，中间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精神追求上和道德建构上，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迫切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建构，中国人怎样建立自己的尊严？怎样活得更有面子？内心世界的价值体系如何建立起来，或者说怎样建立我们的精神信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信仰是什么？不要以为只有信仰宗教才有信仰。佛教传到中国以后，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往知识分子层面走，形成了禅宗，禅宗是一种质变，禅宗虽然是本土宗教，但终极关怀的性质看不出来。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民间宗教、生活佛教，大量的在民间。从古至今，社会各地香火都很盛。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信仰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0)印度社科院执行院长阿什•纳拉因•罗伊（Ash Narain Roy）的《文化多样性：印度叙事》指出：印度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和种族上。从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广阔的区域和内部区域差异到宗教、习俗、态度、行为、语言、饮食习惯、服饰、艺术、音乐、戏剧，没有两个地区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子群体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那么，是什么把印度连接在一起呢？有一种印度品质和一种印度精神，它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数个世纪的许多种族和群体相互交流交往的产物。有一种印度传统，它战胜所有可能影响团结统一的各种细微差别。印度的优势在于对世界的开放精神、对生活的多元态度以及对多重身份的驾驭能力。印度的复合文化，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仍是其最强有力的优势。它是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世界观每天不断地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印度的弱点在于其相对严格的社会秩序和其被动的宽容，这种被动的宽容允许不同文化和平共处，但缺乏重要的约束。但印度的优势远远大于其弱点。印度的多元民族主义决定了没有一个群体可以独自拥有这个国家。印度的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印度的例子告诉我们，与我们自身文化相异的文化可以教会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文化多样性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它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自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优势和弱点。
(0)澳门又一次吸引了我的目光。 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碧波万顷的海水，不是鱼贯疾驶的车辆，而是一座建筑。这建筑不是拔地而起、要与白云试比高的现代高楼，而是安卧深巷、像是要聆听大地心音的一座大院。这大院被唤作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妈阁街亚婆井龙头左巷，乍看就是一座岭南风格的普通大宅，细瞧却没这么简单。它在岭南建筑的主体上，附着了域外风格的不少饰件。近前，先看到的是两层高的门楼，墙身自檐口往内退缩，下面是宽敞的大门，上层是明朗的窗户。门脸体现了国人谦和礼让的风貌，檐壁上饰有中式绘画，廊墙上还设有敬祀的神龛，都是中国古典风格。然而，抬头一看天花板则变了式样，石膏图案装点的是异国风情。门框也不同于传统中国民居，由双重花岗石镶嵌。 郑家大屋，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他为这大屋题写过两首绝句：“群山环抱水朝宗，去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信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退隐澳门后，就是在这个居所中，郑观应写成了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思考晚清诸多社会问题，提出“富强救国”，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可以忽略的人很多，却不能忽略郑观应。忽略了他，一个西风渐来的启蒙时代就无法准确表达。不少学人研究过郑观应，研究的结果是心悦诚服地将几个“第一”的桂冠奉送给他。他第一个提出“商战甚于兵战”理论，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他是实业家，第一个引进纺织先进技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他集资60万两白银，购买美国机器设备，建起了轧、纺、织三步兼营的大工厂。他是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第一个提出医学“弃短取长，中西合璧”，1890年，他在《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中预言：“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倘是一般人有以上“第一”中的一个也不白活一回了，然而于郑观应，这只是他攀登峰峦的一串行迹。 步入郑家大屋，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而后经过一个开阔的院子，便是两座四合院，这里是主人起居学习的主房区。蓦地，“通奉第”牌匾赫然眼前，“通奉第”是郑观应的住室，置身其中，我似乎看到了他伏案走笔、低头沉思的身影。笔底的墨色像是要穿透纸背、穿透案几。时而，他住笔捧卷，琅琅读来，声震屋瓦。百年之后，那铿锵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这是郑观应发出的醒世浩叹！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朝，这声音无异于黄钟大吕。难怪书一面世，洋务干将张之洞就爱不释手，读完意犹未尽，挥毫评点：“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礼部尚书孙家鼐更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又批分给大臣，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很快朝野上下翻印20余次，多达10多万册。 郑观应为何能指点乾坤、泼墨惊世？我站在郑家大屋的楼顶驰目远望，穿过历史的云烟追寻他的行踪，竟然颇多困惑。我困惑于他的两次“跳槽”。一次是32岁时，郑观应坐上了英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交椅。这是个令人垂涎的位子，年薪高达7000两白银，除此还有津贴，是年薪的五六倍之多，可谓春风得意。岂料，就在此时郑观应跳槽了，跳进的竟是本土企业。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蹒跚学步，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先进技术、经营理念，都得从头学起。放着富贵日子不过，却去打理一个穷摊子，确实让人困惑。 更困惑的是第二次跳槽。那时，郑观应执掌上海机器织布局，坐在大清的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的交椅上。并且，还兼任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的大权，无限风光。可就在众生艳羡不已时，郑观应又跳槽了，前往中法战争的火线，总办湘军营务。没几日，营务处也没了郑观应的身影，原来，他悄悄潜入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联络南洋人士袭击法军。这举止更是出乎常情，怎不让人困惑？ 但是，若是我们了解到郑观应的内心世界，就会困惑顿释，反而觉得自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郑观应为什么舍弃外国买办的位置，主理官办企业？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弱贫，弃旧图新；为什么舍弃后方的优越条件，奔往烽烟滚滚的前线？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战胜强敌，不受欺侮。于是，在澳门这座祖屋的日子里，他奋笔疾书，写下《盛世危言》。 在郑家大屋顾盼，在前厅后院徘徊，我追溯的不只是“爱国”二字，更沉思郑观应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深切的爱国情怀。悬挂于二门“荣禄第”匾额下面的一块匾上，“崇德厚施”四个大字提示了我答案。“荣禄第”是诰封给郑观应父亲郑文瑞荣禄大夫的写真，“崇德厚施”则是对郑氏家族的褒奖，褒奖郑家乐善好施，捐资赈灾。1871年郑文瑞参与倡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慈善会值理人之一。1876年江南遭受旱灾，他“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后来，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地爆发灾情，郑家均慷慨解囊，捐献巨款。义举感动了李鸿章，他奏请皇帝将郑家的善行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并给予褒奖，“崇德厚施”即是表彰郑家的题词。 郑文瑞乐善好施，还要上溯到他的父亲郑鸣岐。郑鸣岐是一位“莫因善小而不为”的儒学之士，奉行的准则是“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而，老人家教诲儿孙的首要一条就是德行为上，慈善为怀。试想，一位关心爱怜他人的人，岂会不热爱自己的国家？爱人、爱国的种子，就这样在郑家一代一代传承。血脉的传续，家风的熏染，何其重要。 一座郑家大屋，奉献的何止是盛世危言！（转载：乔忠言《盛世危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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