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银行卡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它减少了现金和支票的流通，也填补了银行业务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银行卡还带我们走进一个刷卡时代，据调查显示，全国银行卡累计发卡量超过33亿张，人均2张以上，单单北京累计发卡就高达1.48亿元张，人均持卡超过7张。在银行产业保持迅捷的增长势头的同时，我们也要警醒其中的重重危机。市场经济的增长伴随了一些浮躁的社会风气，现代人的诚信问题尤为突出，贷款时间过长、伪卡欺诈、信用卡非法套现等时有出现。因此，共绘网建议将个人、单位的银行账号与信用绑定，制定用户信用评分机制，包括信用卡用户的年龄需为18到65周岁之间，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通过一系列的合理规定，保障银行卡用户的信用额度，这不仅是用户的职责，也是银行产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将个人、单位的银行账号与信用绑定？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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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务院，近期将发布。根据规划，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实现了社会信用的全面覆盖；2017年，将建成集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对此，可以肯定，随着国家层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以政务、司法、商务、社会四大领域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结果必将对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起到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不过与此同时笔者也认为，政府能否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起到率先垂范与引领作用，或许是一个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 首先就政府社会角色定位讲，显然应当肯定，在当前社会体系中，与其他社会角色相比，由各级政府作为社会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角色所决定，可以说，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行对社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与引领性影响。在此具体就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说，显然不用怀疑，与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制度设计安排能否遵循民主公开程序，政府以及官员自身在制度面前是否能够做到恪尽职守，应该说对于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进步而言，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而其中道理说来也简单，因为一方面，政府作为信用制度的制定者，如果不能在制度设计安排时，遵循民主公开程序，并在充分听取社会公共民意前提下将自身信用置于其中，制度设计与制定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信服与认同，由此政府信用的建设与提升显然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作为制度的执行者，政府及其官员如果不能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以自身率先垂范同时按照制度规定对社会信用活动进行管理，结果也必定会对其他领域的信用水平的提升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就此而见，政府自身信用对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进步无疑有着决定性影响。 还有就政府信用的社会影响角度讲，同样应该肯定的是，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及其制度制定者，可以说，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做到依规行事，不朝令夕改、不出尔反尔，并以对制度严格遵守为社会作出示范，应该说，不仅有关政府自身信用水平，而且对社会整体信用的建设与进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政府作为信用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假如自身都不能做到对信用制度的严格遵守与认真执行，亦或是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那结果就会在社会形成反面的示范与引领性影响，如此一来，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进步也同样必将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此而言，政府信用水平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进步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面对国家层面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的发布，笔者认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或许还要政府率先垂范才行。（转载：周义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须政府率先垂范》）
(0)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话虽如此,但生活中仍会有人因为“占便宜”而失信。新华社近日关于多个城市公交车每年收到大量形形色色“币种”的报道引人深思。 现实表明,谴责不讲诚信者、呼吁个人自律,或者安装智能投币机,都难以杜绝此种现象,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才是治本之道。在信用体系发达的国家,所有公民和居民必须持有效社会安全卡,个人的银行账号、社会医疗保障号等都与社会安全号挂钩。一旦有失信记录,持卡人在金融、商业等领域的活动都寸步难行。 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将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成后每个公民也将有唯一的信用账号。期待此举能够成为诚信社会建设的“助推剂”,促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转载：陈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0)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建立黑名单制度……今年以来，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动态进展，总是牵动公众的视线。日前有媒体报道，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务院。这一最新消息表明，信用建设的顶层设计已呼之欲出。 “信用”并非新鲜话题。然而，老生常谈、屡受关注，恰恰反映出问题另一面：诚信缺失是亟待破解的社会难题。物质上的日渐丰盈，并不能遮蔽精神上的贫瘠。一些人“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在市场大潮中唯利是图、不讲信用，一再触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逐渐迷失了自我，也带来种种社会问题。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如专家所言，信用也是最大的社会资本。诚信缺失，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梗阻和看不见的软肋。现实中，有的人无视商业信誉，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发布虚假信息；有的企业违背经济活动规则，言而无信、视合同为儿戏；更有甚者，罔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偷工减料、谋财害命。毒奶粉、毒豆芽、过期月饼，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骗保骗贷……种种失信现象与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也变相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危害不可小觑。 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讽喻了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讹诈的怪现状，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当社会遭遇诚信危机，普通人连伸出援手都要直面内心的焦虑。正因此，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就是为全社会提供基础设施，为你我他涵养道德环境。试想，如果社会信用体系业已健全，广州两个人仅靠租两间办公室、申领十几台刷卡机，怎么可能轻易实现一年信用卡套现超2.6亿元？如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得以更早建立，老百姓又怎会把“执行难”调侃为“法律白条”？ 从这个角度来看，进行整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可谓适逢其时。根据规划，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围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展开，通过多措并举、稳步推进，确立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也让纷繁复杂、涉及面广的信用建设有规可循。近期，民政部尝试建立查核机制，确保社会救助资源真正用到困难群众身上；浙江省将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信用纳入社会信用服务体系……类似的探索实践，验证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溢出效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非一日之功。有顶层设计，还看基层落地。各地各部门只有严抓落实，做好政策衔接、上下对称，用实际作为消除“信息孤岛”、完善奖惩机制，才能真正做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令失信的成本远远高于守信的成本，共同塑造诚信的社会氛围。 人无信不立，国无德不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意正在于此。诚信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准则。以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载体，从小处实处做起，积极倡导和培育以诚信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加强以诚信为基础的公民道德建设，无论对市场经济发展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哲人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不断增强社会信用体系的刚性力量，崇扬诚信的价值观念，对失信行为出重拳、下猛药，让黑心商、老赖们、假摔者等一朝违规、处处受限，我们必将迎来诚信的价值回归，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诚信中国将渐行渐近。（转载：李浩然《用刚性制度托举诚信中国》）
(0)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要监管，就在于它的核心仍然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金融，那么互联网金融的任何交易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金融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外部效应、公共性、弱势投资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而需要保护政策及谨慎监管等本性，互联网金融也是不可改变的。 既然互联网金融也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那么互联网金融就得要有严格的信用风险的识别机制和程序，以及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任何互联网金融产品都有保证信息公开透明的责任，也有尽责告诉投资者特别是弱势投资者其风险之义务。还有，互联网金融的准公共性既要求提升金融为实体服务之能力，也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因此，任何金融创新都不可超越金融监管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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