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公务员考试都是“千军万马”般的独门桥，一个热门职位便有近千人报考，大家可谓是趋之若鹜。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去当公务员，这个国家也就丧失了创新与活力。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固定的假期、良好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都深深吸引了他们。公务员岗位与按部就班的工作内容挂钩，驱使年轻人享受安逸，图轻松，不思进取，在一个又一个人格子间荒度光阴。另一方面，公务员内部存在权钱交易的现象，权力所带来的隐性收入和油水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自我。年轻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公务员这座围城，也就丧失了创新和活力。作为年轻人，你怎么决定自己的人生？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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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0)万般皆下品的科举传统、阶层固化和下滑的身份焦虑、有限供给的优质教育资源、应试评价的公立学校、煽风点火的补习机构、追求业绩的学校老师、随波逐流的无奈家长、添油加醋的无良媒体…… 体制僵化，竞争激烈，资源有限，似乎短期内无解。 缓解恶性竞争的“超度学习”，可以从学校分类，学生分流和学习分层做起。 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小学阶段，应该突出学校的公办性质。 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应该推进学校办学的多样化。这一点，可以向韩国和德国学习。中学可以划分精英中学（针对顶尖学生，尤其是奥赛学生），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国际学校，职业中学，工业中学等。从初中阶段，就引导学生培养自己兴趣爱好，清华的归清华，蓝翔的归蓝翔。同时，各类学校之间可以建立学生的互联互通机制，允许学生调换学习路径。如此以来，可使过独木桥的学生数量适当减少。 大学阶段，继续改革高考录取模式。配合社会征信系统的建立，逐渐建立综合评价的多维度录取模式，从过分强调卷面考试分数的录取模式向多元录取模式改革，进一步增加高校的自主招生权限。从瓶颈处遏制愈演愈烈的‘过度单一应试’模式。 更重要的是，要消解学校的体制霸权，创造更多的机会推进“非学校化”“非考试化”教育，给予学生在家学习，自主学习的选择机会。方兴未艾的网络教育，《共绘网》平台都是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的通道，只要学生通过了合格性测试，一样应被授予相应学位，享受相应就职待遇。 在学习化社会、网络时代的新视野中，把教育从学校解放出来，把学习从学校解放出来，把人从学校解放出来，不仅具有思想解放的理论意义，而且极具指导行动的操作性价值。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未来和人们竞争的可能不是人类。掌握多少具体知识，将未必是敲响未来时代敲门砖。至少学校教育和应试模式的霸权是到了该退出的时候。 如果学生仅仅是为了“高分”而学习，他可能最后连“高分”也无法获取。“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伟大的目标，才能产生伟大的动力，功利的分数，无法支撑人生的远行。 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一位伟大人物是为了考高分而成就伟大的。 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教育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动摇教育霸权的时候了。
(0)从 90 年代到 2012 年前后，整个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这种世纪末心态。整个社会的腐败无以复加，基本上是把仕途当成发财的一种不二法门。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个被双规的官员，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贪污，他抛出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他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升官就等于发财，这种现象在南方尤其普遍。有一个官员下海前和我聊天，我就问他为什么要下海？他就说：“我这个书记一年应该挣 5 千万，最后我发现没挣到这么多，旁边很多人都发财了，所以我要下海。” 还有一个更绝的故事，一个镇委书记计划今年要挣 5 千万，最后到年底的时候还有 2 千万的缺口，他就着急了，马仔们出主意说：“令公子不是要结婚吗？本来定的明年娶，今年娶了不就把这亏空补齐了？”书记说这个好。最后就在一个足球场上举办盛大的结婚仪式，财政局长当司库，公安局长当保安，最后把英雄帖发给了镇上两三千家企业。每家企业拿到了请帖后都心知肚明，拿着小则一两万，多则五六万红包去赴宴，把钱一缴，扭头就走，最后一统计下来收到三千来万。没想到有好事者把全程录下来了，寄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书记看了以后吓了一跳，都说把官当成生意来做，没想到还能这么做。 面对这样的世界，一边我们很愤怒，说社会烂掉了，痛斥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一边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研究生都向往腐败，投奔腐败。当时的一张照片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一个部门招公务员，只有三个名额，结果有上万人排队，都是年轻俊杰、高知识分子。我后来问过一些排队的人，为什么明知僧多粥少，你们还要去赶这碗汤。他们垂涎三尺地说:“太肥了，实在是太肥了！一年能签单的费用就有一两百万”。不仅是他，几乎所有有权在手的官员都是这样的，但所有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这都是当时真实的故事，腐败和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面，大家都心知肚明，船要沉了，有的人捞一把算一把，有的人能逃就赶快逃，有的人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有的人一边痛斥腐败，一边投奔腐败。所有的得意者都怀揣着世纪末心理，对未来持怀疑态度；所有的失意者都感到极度的失望，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烂到根子里去了。中国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终于在当今得到了基本解决......
(0)在农业社会，社会间的隔阂就是自己谋利的凭仗，是吃饭的本钱，但是在工业社会，隔阂只会增加流通成本，阻碍社会发展。 在农业社会，人们追求的是安稳。 对于农民而言，生活中充斥着风险，每年种子播下去以后，能不能收获，能收获多少都是未知的，大家要靠天吃饭，老天爷心情好就大丰收，心情不好可能颗粒无收，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对于农民而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稳定的收获。 在工业社会，工资是固定的，不用担心吃了这月没下月，社会讲求的是效率，各行业追求的是更好、更快、更高效。 在山东，相当数量的民众延续着农业社会的求稳心理，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山东人特别喜欢公务员、老师等稳定的职业，而对经商等有风险的职业持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如果一省之内的人都求安稳，会怎样呢？这个省愈发死气沉沉，没有机会，没有发展。
(0)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 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0)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0)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 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 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0)很多人看似得到了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中间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吗？ 并不是这样的。 风哥最近遇到几个体制内的朋友，聊起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说，很多工作极其无聊，一个合同走上3个月，需要跟各个部门扯皮…… 他们说，体制内的关系太复杂，需要谨小慎微，亦步亦趋…… 他们说，日子虽然稳定，但是少了自由，不能去澳门，不能去台湾…… 其实，这些都还是小的代价。 我认为，他们付出最大的代价是：放弃个人的成长。 最近有篇文章叫《“我今年36岁了，除了收费啥也不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错把平台当作自己的价值。 你在平台上，还有价值；但是放到社会上，却没有价值。 这个，正是许多人到了中年，面临的最大危机。 他们发现，稳定了大半辈子，却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选择稳定，就是在放弃概率权。 你放弃的概率权，其实是被那些爱折腾的人享有了，所以，他们就逐渐接近自己想要的目标，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我们说，一辆自行车，骑起来的时候，才是最稳定的。同样道理，一个人，动起来的时候，也才是最稳定的。 这个“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0)“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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