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公务员考试都是“千军万马”般的独门桥，一个热门职位便有近千人报考，大家可谓是趋之若鹜。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去当公务员，这个国家也就丧失了创新与活力。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公务员是个“铁饭碗”，固定的假期、良好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都深深吸引了他们。公务员岗位与按部就班的工作内容挂钩，驱使年轻人享受安逸，图轻松，不思进取，在一个又一个人格子间荒度光阴。另一方面，公务员内部存在权钱交易的现象，权力所带来的隐性收入和油水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失去了自我。年轻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公务员这座围城，也就丧失了创新和活力。作为年轻人，你怎么决定自己的人生？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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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退下时，陕西日报是这样评价的：赵正永同志立场坚定，领导经验丰富，作风务实正派，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陕西人民情感深厚，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有力，多年来以坚强的党性、坦诚的作风，担当的精神，为全省发展做了大量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和尊重。陕西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赵正永同志功不可没，对此全省人民不会忘记，陕西历史不会忘记。”2019年，中纪委是这样子评价赵正永的：赵正永严重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敬畏、毫无“四个意识”，拒不落实“两个维护”的政治责任，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思想上不重视，政治上不负责，工作上不认真，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与党离心离德，无视组织一再教育帮助挽救，多次欺骗组织，….是典型的两面人，两面派，…滥权妄为，大搞权钱交易……..道德败坏，家风不正，对家人，家属失管失教…….多么可笑，多么滑稽，多么荒唐，多么精彩的对比！
(0)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
(0)权力，堪称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0)中国历来宣扬步步高升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做人标准，这样的文化乳汁从小就浇灌中国每一个童男童女，从而演绎出范进中举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文化环境大大削弱了人们对科学研究和认真做好本职专业的积极性，所以源自中国的科学发明微乎其微，源自中国的优秀产品名牌产品微乎其微，直到如今也是许多人只想着升官发财步步高升而根本不关心仔细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专业工作。所以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不断，假冒伪劣问题不断，矿难事故问题不断，这些都和中国历史留给中国的满脑子只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意识有关系。
(0)财富逆袭虽不会再是普遍现象，但互联网的发展已能让信息更加对称，能让有才华/有野心/有技能的人更有逆袭的机会——他们本就应该获得，这是阶层固化的年代里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众多逆袭的机会，当我们每每感叹十年前的机会多，殊不知十年后我们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 还是那句话，岁月不曾饶过你，希望你也不要饶过自己。其实，你人生的高度，基本取决你读过的书和遇到的人。
(0)“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0)我想我们还不妨算一笔简单的账。试看新中国建国以来，当过副部长的人有多少，如果再加上部长，数量更大；另外统计一下，我国这两院的院士一共有多少。然后拿这两个数字比一比，差距该是很大很大的吧。这差距，是不是可以说，部长副部长人数很多很多，可谓人才济济，要多少有多少。相比之下，能取得院士称号的就少之又少，真正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他们不是什么什么官，不是只要有人任命，人人都可以当得的。 这几十年人们越来越看重做官，重视官位。这是我国封建的老传统，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把各行各业都纳入文官系列，有个现代名词，叫做官本位。佛门本应六根清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料竟也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之类。我不知道这官本位是不是妨碍他们和她们潜心修行，这事无伤大雅，不必多说了。我想着重说的是，如果这种体制和心态不快快改变，驱使着年轻人个个只想当官，大家沿着仕途奔竞而去，不愿下功夫做学问、不愿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科教兴国”的大业可就要落空，在飞速到来的信息时代我国就更要落后了。 从上到下，快快醒醒吧，快快把那封建的东西官本位丢到东洋大海里去吧！
(2)为什么官员越来越多？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封建等级制在作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皇帝的“家天下”，也是将相们的“官天下”，祇要当上了官，不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而且好处和特权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 中国的官员队伍是怎么多起来的？一是机构庞大。县以上各级行政区域都设党委、政府、人大、政协4套班子，如果再加上低半级的纪委，就是5套了。即使前面四套，也有四五十人。而法院院长、检察长、总工会主席通常都是同级政府副职级别，算上他们那就更多了。有的省会城市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省长一走廊，厅长一礼堂，处长一广场。实际上，省、地（市）、县皆然，就连乡镇都有了常设人大主席，官怎么能不多呢？大中城市里的区，辖区横竖不过几平方公里或十几平方公里，也是四套五套班子齐全。有的机构究竟有多少日常事务啊？于是，只好做官当老爷，或没事找事。 二是抬高规格。本是地级市，一但跻身“计划单列市”就是副省级，从市长、市委书记以下各级干部统统升半级。“计划单列市”本是经济单位，为什么要提高官员的行政级别呢？不知从什么开始，省会城市也荣升副省级，官员自然也是成群结队地水涨船高。至于不少地方的乡镇甚至街道也莫名其妙地成为县团级，更让人一头雾水。干的是乡镇长街道主任的差使，享受的却是县级官员的职级和待遇，大概也是“古今中外都没有”。何以如此？据说是因为发达地区乡镇街道管的“经济总量”大。此说一但成立，那么东部沿海地区的省长书记们是否也要比西部地区的省长书记们再高一级呢？一位贵州省的县级市长出差某直辖市，出机场后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大巴，而大巴里坐满了六七十名外出考查归来的街道干部。这位市长开始还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可没一会儿他就听出来了：原来是一车的县官啊！他好不感慨：不到XX不知道官大官多！ 三是虚职太多。在许多大机关的职能处室里，除了正副处长外，还有“副处级调研员”的闲差。其实，这些人既不“调”也不“研”，大多是收收发发管管杂务，快退休了弄个“副处调”的帽子戴戴，为的是提高级别待遇，并非因为德才具备。还有些人到龄退出岗位了，却还要官升一级，那些讣告上在括弧中特别标明的“享X级”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职虽虚，可福利待遇是实的，谁不乐而为之呢？虚职的设置，表明官职可以不是工作需要而是一种待遇。凡此种种，庞大的机构也好，抬高规格也好，设置太多的虚职也好，客观上都是鼓励人们当官、当更大的官。如此这般，中国的官怎么会不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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