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21世纪，我们看到时代发生了质的飞跃，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们安居乐业、蒸蒸日上。放眼未来，人口迁徙、世界币和互联网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改变世界。
全世界已进入有史以来最大人口迁移潮的时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迁徙流动，人口流动可以促进地区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往来，调整世界人口分布，必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新兴生长点。在经济方面，在未来世界统一的前提下，统一货币建立法定“世界币“（世界“共同货币”）也是众望所归，它将成为各国经济合作的真正的“绝对价值尺度”，具备高度的客观性、确定性和精确性，是走向全球经济和谐、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改变世界的第三大法宝即是互联网，它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它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把世界联为一体，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传统产业部分已经迈向成功，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势必有更大创造力，改变生活，改变时代。未来谁来改变世界？你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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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第50次大会23日在伦敦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形成七点共识,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全球共治时代。 这是ICANN成立16年来首次邀请非主办国官员在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也是中国部长级官员首次在全球互联网治理核心机构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鲁炜在演讲中指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带来了治理模式和方法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议,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愿望是一致的。正如ICANN愿景所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 鲁炜指出,基于这样的共同愿望,各国应求同存异、增进理解,达成以下七点共识:一是互联网应该造福全人类,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二是互联网应该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攻击他国的“利器”；三是互联网应该更多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更需要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四是互联网应该注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而不能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更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五是互联网应该文明诚信,而不能充斥谣言和欺诈；六是互联网应该传递正能量,继承和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七是互联网应该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鲁炜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倡导积极开展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中国将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各国携手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全球共治时代。（转载：刘石磊《鲁炜：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全球共治时代》）
(0)解决居民户籍转移和落实具体政策的同时，必须确保防止在户籍转移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即容易产生的群众认为的各种不公平。因此，要衡量好标准，形成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实施方案和标准。尽可能地满足一切合理诉求，但必须明确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这一初衷唯有保证政策规范操作、公开透明，同时，将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等各方面政策统一配套实施，户改政策效果才可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此外，“还自由迁徙于民”的提法确实有别于以往屡次强调对人口流动加以限制的表述，也的确值得人们期许。但要明确，即使在国际层面任何自由流动都也要配合登记等备案制度实施，并确保在制度框架内，并非随意不加约束地流动和迁徙。（摘自：李海楠《协调稳妥推进 户改破冰可期》）
(0)怎样下好网络经济这步“棋”？在互联网与生产生活高度融合的今天，不管是商贸企业，还是制造业工厂，抑或是政府主管部门，都在琢磨这个问题。 据报道，温州新成立了“网络经济局”，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进一步理清网络经济创新发展的工作思路。而在浙江全省，“电商换市”战略也正如火如荼进行。 网络经济缘何受到如此青睐？与早些年一度被冠以“烧钱”、“泡沫”标签不同，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市场环境不断成熟，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通过产品、服务创新，成功打造出各自的盈利之道，网络经济“一飞冲天”。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微博]统计，去年我国网络经济整体规模已达6000余亿元，同比增速高达50.9%。 不止于此。网络经济已广泛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核聚变”式的反应，给整个经济格局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以余额宝[微博]为例，截至今年一季度，这款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资金规模已达到5400余亿元，用户过亿人。在它的撬动下，不仅“宝类”产品风生水起，带动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异军突起，而且推动了传统银行业的改革步伐，乃至整个利率市场化进程。网络零售的例子更典型。去年我国网络零售超过1.8万亿，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网络零售大国。商务部监测的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今年5月网络购物同比增长32.5％，比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业态当月增速分别高出27.1、25.9和24.5个百分点。 网络经济前途无量。我国网民数量虽已居全球第一位，但网站数量仅为全球网站数量的3.5%，互联网流量不足全球互联网流量的7%，移动互联网流量仅为全球移动数据流量的5%。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宽带不宽”，上网资费过高、网络基础设施滞后等现象较为突出。这些是不足亦是潜力。把基础设施“短板”补上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必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更重要的是，推动网络经济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前景广阔。比如，近些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增长，但仍面临着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通关申报手续繁琐，时效性优势发挥不出来；大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结汇、退税难以操作；监管不完善，虚假贸易等行为时有发生。现在，我国正在改革通关监管模式，有针对性地对这些体制机制樊篱“动手术”。届时，跨境电子商务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最近，一位资深工程院院士提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于网络的利用、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发展。“中国未来应形成制造业、物流业、销售业相互融合的网络经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发掘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我们静待这一天的到来。（转载：马志刚《下好网络经济这步“棋”》）
(0)数字技术正再一次改变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经济结构。企业、公民和决策者需要知道哪些东西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受到数字技术助力的供应链首先增进了效率，极大地缩短了交货时间。资本具有流动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则较低。经济活动（生产、研究、设计等）转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相对廉价又容易进入的国家或地区。用不了多久，复杂性问题便能够解决，而全球供应链的线性模式（在A国生产，在B国被消费）便让位给了采用更碎片化但也更高效的供给网络的更复杂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需求端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只在全球需求中占很小份额的发展中生产国，成了主要消费者。 全球供给网络再次发生了改变，以适应其结构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技术推动的自动化：供给网络越分越精细，打破了此前普遍存在的相邻地域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约束。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数百万人进入了全球经济，并在贫困、价格、工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带来了广泛后果——其中许多仍充满挑战。 第二波数字技术浪潮正在到来，这一次浪潮更强大，并正在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中取代劳动力。这一劳动力替代和脱媒过程在服务部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例子包括ATM机、网上银行、企业资源规划、客户关系管理、移动支付系统，等等。这一演进正在传导给商品生产，机器人和3D打印正在取代劳动力。 今次数字技术浪潮与前次不同。前次数字技术浪潮促使企业获取并部署全球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储备，而今次数字技术浪潮的推动力是通过劳动力替代降低成本。 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副作用。对实体商品来说，拜存货和拙劣的市场预测所赐，存在与物流和交货时间相关的成本。但是，有了数字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将不可避免地移向最终市场，不管该市场位于何处。这一再本地化过程构成了全球供应链结构的重大变化。 这一过程的极端形式可能将以3D打印的形式出现，3D打印技术能够以层层打印的方式生产海量类别的产品，比如建筑、运动鞋、设计师品牌灯具、机翼，等等。 随着这一技术的成本下降，不难想象，生产将变得极端本地化和个性化。 与此同时，机器人（另一项需要数字基础的技术）的影响也超出生产范畴。最吸引眼球的例子是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等，但机器人对物流的影响也不遑多让。 处于增长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理解这些趋势。劳动力不管多么廉价，都将沦为增长和就业扩张的次要资产，而劳动密集型、过程导向型制造业将不再是发展早期阶段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有效手段。 再本地化将成为普遍现象，包括在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生产不会消失，只是劳动密集度会下降。所有国家都将需要围绕数字技术部署和扩张的人力资本来重建增长模式。 零售业也在被改变。在线零售和配套物流正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 事实上，在线零售似乎在加速总体消费市场的扩张。聪明的参与者预期，新零售模式将是集成了在线和实体零售，并且两种方式相得益彰。比如3D打印模式，作为需求驱动型大规模定制的潜在形式，将与在线移动支付系统和社交媒体相结合。而外包与物流和零售的结合，将与这两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世界正迈入一个新时代，最强大的全球流将是思想和数字资本的流动，而不是商品、服务和传统资本的流动。适应这一新时代需要思维、政策、投资（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很可能还需要就业和分配模式的转变。没人能够完全知道未来的情况将如何。但试图了解技术力量和趋势的走向是个好的开端。（转载：迈克尔•斯宾塞 《数字技术取代劳动力》）
(0)如果纽约大都市区是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将排名第13位!比墨西哥和韩国更靠前。孟买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以混乱、嘈杂和贫穷著称，但就像所有印度城市—样，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吸引力，也孕育着世界最大的电影产业“宝莱坞”。东京在20世纪曾被彻底摧毁过两次，—次是世纪初的大地震，—次是二战时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她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今天有超过4000万人生活在这里。 在10000年前，人类社会刚刚出现了第—个可以称为“城市”的聚居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才初次进入城市化时代。周二，联合国首次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多于乡村，意味着地球上超过—半人选择生活在城市。就在70年前，还只有不到1/3。联合国同时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2/3将生活在城市。为什么人们会被城市吸引，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接受城市化的考验呢? 快速城市化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是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运输条件，另—方面是制造业在城市里大面积崛起。在中国出现了最大规模的“城市迁徙潮”，20多年的时间里，有1.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被那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机会吸引。在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城市也代表更好的教育机会。但是让人们宁愿忍受拥挤、噪音、交通拥堵和高物价，忍受彼此靠近地居住在—起，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希望。 21世纪将全球全面进入城市化，城市的发展真实反映着人类对更美好未来的渴望。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国家，很多大城市里都有贫民窟，其中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不上农村，但是人们宁愿聚在这里也要呆在城市里。今天1/8的人生活在全球29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都市中，很多人宁愿忍受城市里的贫穷，也不要农村的安逸。因为他们相信城市贫穷仅属于自己—代人，而后代能在这里获得更多机会，成为中产阶级。 城市就像通往现代化生活的快速电梯，是造梦工场，从乡村涌进城市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怀抱着“下—代就在城市扎根”的梦想，以此从发展相对缓慢甚至是停滞的乡村中抽离。 城市也意味着更多自由和分享，城市里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创造了更多联系。人们进入城市，发现竞争和合作共同刺激着创新，社交平台上到处是新的机会，这些在乡村是很少见的。在美国，1/4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生活在5个相连的都市群里，他们需要彼此靠近的原因就是城市里的联系度和创新性。 在很多国家，城市市长因为创新性灵活政策成为英雄式人物，好像雅加达的JOkOWidOdO，纽约的布隆伯格，还有伦敦市长的地位都类似国家首脑，在—些国家，城市甚至比省或者国家更耀眼，美国前10大城市的经济总产出居然超出了37个州的总和。 当然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种种问题，好像垃圾处理和城市犯罪，还有空气污染或者是市政破产。人们在选择居住在城市里的同时，必须思考创新性的手段解决现在出现的问题，还有未来可能的挑战，而这，正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转载：JohnYemma《人类进入城市化时代》）
(0)千呼万唤的户籍制度改革终于开始“破冰”。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称，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意味着千百年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户籍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同样，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即将被全新人口管理元素所覆盖。 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很早就有。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如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称为“登人”或“登众”，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大致经历了1958年前的自由迁徙期、1958年至1978年的严格控制期和1978年以后的半开放期3个阶段。 但一直以来，户籍制度好像一座高城，将城和乡人为隔开，难以逾越。城乡割裂户籍二元制度饱受诟病，民间呼吁废除户籍制度的声音从未间歇。诚然，坚垒未可猝破，但改革箭在弦上。 这种割裂，带来了高城内外人群的巨大差异。长三角地区某县级的资料，当地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33项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些差异涉及低保标准、失业金、养老、住房、医保、报考驾照、士兵退役经济补助、烈属军属抚恤、子女教育等方面，“城里人”与“村里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俨然两个天地。 更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城乡待遇的巨大差异，致使入城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城市贫民阶层。为此，全国政协一直在为改革奔走呼吁，如台盟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的提案中说：城市中农村户籍人口“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故而，作为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措施，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持续发酵，但始终龟行。从2001年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十余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之路步履维坚。 为什么拖这么久？专家介绍，户籍制度关系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登记、统计、证件化、档案化等户籍管理问题，另一个层面是迁移调控的问题。这两个层面均需要通盘考虑，改革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 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认为，农民工进城以后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不少人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但是他仍然没有取得城市定居居民的身份，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务都没能享受。所以下一步发展必须认真解决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城市性质不同，会透露出不同的人口信号。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特大城市而言，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不得不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为此“限购”、“限号”等“土政策”纷纷出笼。对于大城市，则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户籍改革，采取一些有门槛的户籍准入政策，比如通过居住证等方式逐步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中等城市，有序放开落户限制应无大碍，而小城市和建制镇完全可以放开户籍。 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是利益的调整，考验的是政府的魄力和决心。令人高兴的是，在《意见》出台前夕，各地就开始了探索。今年4月以来，广东、海南以及武汉、无锡等地区都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新政”。同时，国家公安部正在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户。这些无疑都是好事。 这些有益尝试正合《意见》精神：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 诚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破除壁垒，也要制度重建。当前，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改革显得至关重要。在这里，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各项任务，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自由迁徙、辛勤劳作、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劳动果实。（转载：秦志勇《户籍制度改革：“破冰”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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