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动力减弱，下行风险明显增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世界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曾威胁退出WTO“以退为进”施压多边机制。
不仅如此，近日，美国动用无人机在第三国杀害伊朗高级将领，美国领导人扬言打击伊朗文化遗址，美方拒给赴联合国开会的伊朗外长发放签证等。这些国家为了一己私利和自身安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犯他国公民的正当权益和人权。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我们不应袖手旁观，也不能坐而论道，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公共利益是全球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和目的性的要件，对全球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而规范的界定十分必要。所以，所有地球村民注意：假如某国领导人或政客为满足其一国一己私利，做出违反国际法和地球公民公共利益的行为，则应予以反击或者提交全民“公德”（道德）审判，否则，各国利益和人民会受损。快来支持一下吧！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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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 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 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0)很多网络自媒体将“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提炼出来，作为标题。这样做严格来说也没有伤害文章原意，但更准确、更残酷的事实是： 不让人讲真话，天往往真的要塌下来！ 但低头再仔细一想：真话，是别人让讲才能讲、才敢讲的吗？如果危险在前，大敌在前，有人不让讲，你敢不敢讲？ 这么一想，《半月谈》的原标题《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是不是比很多人改的“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更好，更应该作为一种完善的人格去追求？
(0)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如何成为一名批判性思考者？ 各位同事、各位家长，尤其是2020届的本科新生们，早上好！ 欢迎你们参加今天的活动。2020这个数字总会让人浮想联翩。如今它已成为你们在耶鲁的班级代号，我相信无论是你们的直觉、思维敏锐性，还是意志力，都会在这里得到提升。招办的工作人员向我保证，你们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后胜出的佼佼者。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开学第一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好好思考一下你们在耶鲁就读期间，什么可能削弱你们的洞察力，什么又有可能让它得到提升？多年来，我为很多新生上过“心理学入门”。每次讲到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内容时，我总会问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待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帮助别人这个问题的。同样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出手相助，有时却又袖手旁观？ 我想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悲剧——Kitty Genovese事件说起。1964年，29岁的Kitty在位于纽约皇后区Kew Garden的家中被害，这一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也许你也听说过关于此事的好几个版本。据《纽约时报》报道，有38个人从自家窗户看到了行凶过程，但只有一人报警，且报警时为时已晚。 这些年来，我多次描述这一令人震惊的案件，其他讲授类似课程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也是如此，还有一些社会学家试图据此分析为什么目击者们会如此冷漠无情，竟然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犯罪行为发生，却无动于衷。问题在于：标准版Kitty Genovese案件描述在某些关键细节上出了错。 Kitty的弟弟Bill Genovese，去年制作了一部名为《目击者》（The Witness）的纪录片。根据他在这部电影中所展示的实拍场景，并非所有旁观者都冷漠无情：一个目击者在窗口大声呵斥凶手，另一个目击者在Kitty离世时将其抱在怀中，也有其他目击者在此期间报了警。那么，为什么五十多年来，社会学家们一直在不断复述这个故事的失实版本，并将其作为旁观者极端冷漠的典型案例？暂且不论其他，这至少意味着，在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被“失实表述”混淆了视听。这种“失实表述”虽然部分真实，但已被歪曲，就像上述案件被报道歪曲了一样，因为报纸想激起人们愤慨、恐惧、憎恶等强烈的负面情绪。 作为一名人类情绪的研究者，我知道即使是最负面的感受对我们而言也不可或缺：愤怒能有效地警示在实现目标路上有阻力；恐惧提醒人们谨慎行事并有所准备；憎恶让我们对坏人坏事敬而远之。然而，有时我们的朋友、家人，还有政客、广告主、各路专家会出于各自目的而操控我们的情感。愤怒、恐惧、憎恶这些情绪可以有效驱使我们去打开网页、购买商品、为政客投票。 我们每天都在经受着各种各样 “失实表述”的狂轰滥炸，它们的杀伤力不容小觑。当前正值美国的大选季，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种种这样的案例。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嘲讽说谎之人，也不是为了给歪曲事实者贴上“匹诺曹”的标签。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选择任何一种立场都可能导致夸大、歪曲或者忽略一些重要的事实，从而助长愤怒、恐惧和憎恶的情绪。 如果我的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你们在此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如何辨别和应对这些失实表述。在此过程中，你们应该特别留心那些与你自己的想法高度一致的表述。如果你在政治、文化、宗教或经济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乐于接受那些能证实你原有观点、妖魔化相反意见的论调，那就会像很多人一样，掉入认知陷阱。 我们都强烈倾向于接受与我们原有观念相符的故事版本，忽略或者拒绝接受那些不相符的。社交媒体、博客圈和政治活动正充斥着失实表述，为负能量煽风点火，既阻碍着理性调查，也阻碍着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甚至还会妨碍我们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性问题达成共识。 你们现在意气风发，满怀希望地想理解这个世界，找准你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并弄明白如何为它的进步贡献你的力量。那么，当你对不同意见产生重大怀疑时，怎么去抵制“失实表述”的魅惑呢？我对那些在你们这样的年轻学子，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界颇有市场的“失实表述”高度警惕。我有满满一架子关于当代社会的书，它们试图让我相信：顶尖名校的学生不过是优秀的绵羊、文科生毕业就等于失业、真正有想法有勇气的学生都辍学去创业了、没有主见的“千禧一代”需要父母出谋划策、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千篇一律、现在的学生都是柔弱的温室花朵、不放弃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形成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我们的高等学府是与现实隔绝的象牙塔，等等......
(1)一个批评者， 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 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
(0)1778年7月，在所有议员的一致通过下，美国最早的举报人保护法出炉。法案规定：任何受雇于各级政府的人员，以及相关居民，都有责任尽快向国会或是任何合适的部门举报他们所知道的，任何服务各级政府的官员或人员进行的不当、诈骗或犯罪的行为。这开启了美国鼓励政府雇员检举各级政府不法行为的先河。后来美国的相关法律越来越多，各州也针对自己的情况出台了举报人保护法律，并且按照英美法系的传统，有法条拼凑、串联的现象出现，更加丰富了举报法律系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举报法律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除了在公务机关，美国也鼓励私营部门的雇员参与检举。比如1863年出台的《虚假索偿法案》，就是应对南北战争期间私营业主对联邦征调物资过度索偿设立的。员工举报老板非法索偿的部分，可以得到国家的分成奖励。到了1960年代，这些向公众揭发机构不端行为的告密者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吹哨人（Whistleblower）。当时的社会背景，是50年代冷战升温背景下，在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在这种思潮中，人们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扣上“通苏”的罪名，遭到机关盘查、扣押，违法执法的情况屡见不鲜。举报者和记者们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揭秘，只能用“吹哨人”这个浪漫的词语指代自己，希望微弱的哨声能提醒病态的社会尽快恢复正常。麦卡锡主义和冷战都最终被历史扔进了故纸堆，“吹哨人”这个词却留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深入人心。
(0)徐贲：说真话固然很重要，但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现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0)徐贲：1963年，25万美国人举行了民权运动大游行“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同一天发表演说的还有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他曾经是柏林的一位拉比，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好人不做声而让坏人肆意作恶的悲剧，他那天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偏见和仇恨并不是最紧迫的，最可耻最不幸的是沉默。”在偏见和仇恨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并不一定赞同偏见和仇恨，但他们的沉默却使他们成了偏见和仇恨的共犯。
(1)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0)我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如果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关系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拿证据来这一句话，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中拉出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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