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一个位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所以在自我定位时不免会有些困惑，不过，其基本的立足点始终在西方。
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异军突起，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与邻居的关系，希望借亚洲的东风放飞自己的风筝。20世纪90年代初，基廷政府的外交部长埃文斯甚至说，“现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像一个亚洲国家了”。那时候，时任总理的基廷正执行“亚洲第一”的方针。亚太经合组织如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记得，它是因基廷的倡议而成立的。然而，风向是会变化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种论调，说不是澳大利亚需要亚洲，而是亚洲需要澳大利亚。1996年霍华德继任总理，推翻了“亚洲第一”的方针，说澳大利亚的特性是文化上属于欧洲，安全上与欧美关系密切，地理上靠近亚洲。
他的概括没有错，而且正是这些特性决定了澳大利亚的本质属性。一个民族，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一个自我识别的标记。那标记是文化，不是血统，更不是地理位置。文化还是一种基因。在生物界，基因不变，生物属性也不变，猿永远是猿，猴永远是猴。民族亦如此。澳大利亚人是英国移民的后代，自1788年开始殖民澳洲至今，不过短短200多年，1901年独立后又曾长期实行排挤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政策，故在文化上离亚洲很远很远。现在，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疙疙瘩瘩。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因此骂他们傲慢。又因为一手促成了东帝汶的独立，它与印尼也结了怨。独立后的东帝汶又和它有领土纠纷。
妨碍其融入亚洲的还有安全战略。因为远离自己的文化族群，他们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要找一个大哥做靠山，二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与美国缔结了军事同盟《澳新美安全条约》。国际上的种种联盟，其实和帮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帮内兄弟一致对外，不分是非曲直。澳大利亚非常忠于盟约，在英国门下时参加了英国人与别人的所有战争，到美国门下后参加了美国发动的所有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现在对极端组织的轰炸，等等，一个不落。
因此，中澳关系往往取决于中美关系。对澳大利亚而言，美国是它的盟友，而中国则是陌生的，感觉中国崛起本身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不如继续由美国主导亚洲安全体系保险些。
它总是合着美国的鼓点跳舞。美国企图构筑美日澳印合作框架以遏制中国，澳大利亚积极配合。2013年，中国按国际惯例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美日立刻大叫大嚷，澳大利亚也跟着喊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指责中国此举无论是时间还是方式，“都不适当，对地区稳定无益”。她还召见了中国大使，要求中国作出解释“为什么伤害澳大利亚利益”。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访澳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的言论很是出格：“战争中最激烈的对手也可能变成最好的朋友。二战后日本一直是国际公民的典范，考虑到它是国际一等公民，我欢迎日本全面参与国际大家庭，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地区更有能力的伙伴。”他甚至忘记了二战期间死于日本人之手的本国士兵和平民，以及惨遭日军斩首的战俘，又说了这么一番话：“澳大利亚人看待日本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友善，但即使在二战期间，即使我们不认同日本的作为，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战争中的技能与不辱使命的荣誉感相当钦佩。”最新的例子是今年7月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日美联手导演的政治闹剧，有的公开批评，有的保持沉默，有的撇清关系，只有三四个国家认为裁决有法律约束力。其中就有毕晓普，她站出来说，“中国若无视裁决将严重违反国际法，将付出沉重的声誉成本”。中国强力反驳之后，她还表示“震惊”。7月底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没有提南海仲裁案，美日澳三国外长连夜发表联合声明，要中菲服从临时仲裁庭的裁决。
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无条件忠诚，连他们本国人也看不过去。4月18日，《悉尼先驱晨报》网站发表了一篇署名迈克尔·帕斯克的文章。他写道：“不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对是错，作为其顺从的仆人，澳大利亚总是选择训斥北京，要求其在亚太地区保持和平。”
不过，中国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游客和留学生来源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决定着其老百姓碗里的肉的多少，所以行动上还是有所保留的。虽然它已将北部的达尔文港交给了美军，但还是拒绝与美军在中国控制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搞联合的或单独的“自由航行”。当然，如果哪一天美中真的发生冲突，可以肯定，澳大利亚会毫不犹豫地做美国的帮手。
（作者:许博渊,新华社高级编辑)【来源：《南方杂志》2016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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