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东德公民涌入西德与他们自1961年因关闭边境而被迫分离的朋友和亲戚们再度团聚。
2018年6月1日，韩朝将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会谈，双方就改善北南关系、缓和军事紧张状态、推动停和机制转换及确立半岛无核化共同目标等问题达成共识。
而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要将其消除。故无论是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和平统一）还是2018年的（南北朝）“板门店宣言”，都是世界大融合的场面。那么从上述两个事件中，是否足以说明“融合”可以消除(代替)“主义”和“意识形态”呢？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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曈小曈：当年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优秀的问题，但古希腊哲学家并没有理解透彻，到了柏拉图，因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心痛老师被处死，从反思群体的无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寻求圣贤当政的理想社会。二千年后，法德哲学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试图代替神的角色，提供世界的终极答案，搞出来一大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观念决定人的行为，群体观念的演变，自然在历史进程中充分展现。随着进步观念泛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面全世界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而20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让现代文明的源头差点毁灭。更可悲的，即使二战终结，人类也没有走向和平，而是陷入核冷战，依然动荡不止。
(0)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0)马国川：在中国经济崛起、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思潮难免有所抬头。吴建民：我们党对于民族主义历来是批判的，我们历来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仔细分析，民族主义有两个成分:第一，爱自己国家，第二，排斥他人。中国三十年的成功，成功在什么地方？改革开放，跟世界进行合作了。我们能够排斥他人吗？我们能够再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吗？那样中国就又走向落后了。我认为，爱国主义应该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祖国也爱人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占据了人类的道义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人类的道义制高点，全人类的利益才是道义制高点。
(0)《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想对大家说：这就是一国两制。 它像一堵墙把高度自治的香港圈了起来，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声音和大部分意见被这堵墙极大地过滤了，渗过去的少部分都被折射了，失去了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当地的大部分力量。 有人说，那这是一国两制错了，应该取消这一制度，改为一国一制。 老胡认为，我们需要洞悉一国两制制度安排背后的历史因缘和国家理由，这会帮助我们大家进一步了解香港事态的复杂性，在爱国的同时保持冷静。
(0)历史性的《板门店宣言》，符合期望朝鲜半岛和平和统一的全民族一致的愿望和要求，作为朝韩关系全面的、划时代发展的成果，是对于连接被切断的民族血脉，向着共同繁荣和自主统一的未来前进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新里程碑。从维护半岛局势稳定、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角度看，这一声明的积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朝韩两国果断地瞅准难得的历史机遇，克服困难，拿出“政治家的决断”去推进这样一件在他们双方看来都有利于“朝鲜民族”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的事情。
(1)“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于许多目标。中国现在拥有必要的资金与劳动力，今后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在柏林墙倒塌后，欧洲也面临相同的选择：是共享，还是在四周建立一道金色围墙？我们已经认识到，不帮助邻国是十分危险的。中国正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就是这个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做的事情。
(0)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德，在柏林墙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是柏林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推倒这堵墙”： “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想和平，如果你想苏联和东欧繁荣，如果你想要自由，那来到这道门前。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道门，推倒这堵墙！” 1970年代末，英国摇滚歌手鲍威在柏林录制了三张专辑，被称为柏林三部曲。1987年，鲍威特地选择在靠近柏林墙位置演出，引发墙两边乐迷的重大反响。 1988年7月，美国摇滚巨星斯普林斯汀在东柏林举办演唱会，他高声喊向观众： “我来这里演出，是希望有一天，所有的障碍都能被拆毁！” 这场演唱会让东德青年疯狂，更多人对自由的渴望更为强烈！
(0)南怀瑾对世局的远见：在1995年12月29日，统一企业公司林苍生总经理曾在百忙中来函说道：记得十几年前听老师在讲课中提及，人类未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中国人的世纪，并不是我们狭窄的民族意识下的中国人统治全世界的想法，而是融合了几千年来不同的地域、不同思想，最后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精神而成为世界大同的世纪。 他说：“那将是一个融合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文中，中国文化或许改为中华文化比较好）的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世纪这才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真义。”侯承业《南怀瑾的理念》P97页，复旦版，1996年1版3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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