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所以繁荣富强，物产丰富，物价相对低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地大物博，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相对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等国要大，土地相对集中，易于大规模开展农业机械化作业，减少荒地，使农产品产量较高，不仅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而且还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
反观中国，土地分散，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家庭手中，难以进行大型机械化运作，加上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了农村土地的大量闲置，由此带来农产品生产力低下，农作物产量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粮食物价年年不断上涨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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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小禾黄,大暑满田光。南方早稻临近收获,日前,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颜卫杰早早起来,赶到田里查看稻子长势。“今年早稻长势好,我估摸这一季收入能有10多万元”。 “我是职业农民。”颜卫杰自豪地说。农村长大的颜卫杰,为了摆脱“农民”的身份,早在多年前就和千百万打工大军一样,离开家到大城市打拼。两年前,他的想法变了。“农村政策好了,我发现种田的前途不错。”于是他关闭了在广东的服装原料加工厂,回乡办起家庭农场。去年,通过土地流转,颜卫杰租赁了300亩耕地、150亩水塘。一年下来,农场初具规模,总产值超过了100万元,农场收入近20万元。 记者走访了另一位新型农业经营者——刘准。2009年,他放弃广州的鞋业生意,回乡创业种田。“以前做农民,收入低,活儿又脏又累,被人看不起,所以宁愿出去打工做生意,但现在不一样了。”如今,刘准不仅流转了3000多亩田种水稻,还带动了一群以前不愿种田的人回乡种田。 近年来,在湖南省的农业大市衡阳,家庭农场主、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兴未艾,正在悄然改变着几千年来的传统农耕模式,为农村带来新的气象。衡阳县农经局局长许亚平告诉记者,一提起农民,很多人就想到“累、脏、穷”,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农活,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当地落实中央扶持政策,加快土地流转,培育了像颜卫杰、刘准这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人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机械耕作,成了与传统农民不同的“职业农民”,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元,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近年来,衡阳的土地流转明显加速,目前有三成的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手中。为推动土地有序流转、保障各方利益,衡阳各地积极探索,出现了“确权确股不确地”“确权确利不确地”等多种流转模式。 此外,随着规模经营兴起,各类农业服务类组织蓬勃兴起,他们出售各种“服务”,包括机耕、机插、机收、育秧、测土配肥、病虫害防治等,新型经营主体可以任意购买其中一项或几项,也可以购买全程式“套餐”。 从几年前的“有田没人种”,到现在的“大家抢着种”,刘准非常感慨:“换在以前,农民会成为体面的职业?不敢想。” (转载：邹云、丁文杰《职业农民很体面》)
(0)生猪价格近半月诡异暴涨27%！按惯例，我们会想到猪周期、CPI上涨、猪粮比以及诸如此类，甚至还可以扯得更远，因国际炒家赌厄尔尼诺今年会大概率发生，全球农产品价格已被炒高，美加猪肉其实也都在上涨。但我并不担心CPI今年会走多高，所以，这事没有引发我对通胀的担心，倒是加重了我长久以来对农产品供给端的忧虑。 需要有历史大纵深，重新理解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才能对这一问题有更切近的认识。 回到30多年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居功至伟，不用再说了，但从现代经济制度层面看，有两个问题：1.农业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2.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制度没有建立，效率仍然低下。以当时的情况看，往好处说，实现了低水平的充分就业，往不好处说，掩盖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不充分问题。而就业，关联有效需求，那是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农业是吸纳不了多少就业人口的，解决充分就业，得由工商业来完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工商业的崛起，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农民工大潮因此而起。一般说来，城市化总是与工商业化相伴生，假如没有户籍制度和城乡福利的双轨体系，那么，所有打工的农民早已是城市居民，用不着每年候鸟般往返于城乡之间。 而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对城镇化的要点，至今仍没有精准把握，说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也没错，但太空泛，其实，城镇化首先是农民（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市民用不着。城镇化是城镇问题，更是农村问题。近年来农业的凋敝与农村空心化，说穿了，就是高效率的工业商业，与低效率的以自给自足为特色的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问题。在这场争夺战中，谁胜谁负，不言自明。这实际上就给农业的劳动效率提出了挑战。农业必须放弃目前的生产方式，以便更高效地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否则，农地荒芜，农业生产资源被大量闲置，最终必然会以农产品供给短缺、价格畸高来矫枉过正。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农民外出打工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在家种30亩地，而现有的农村制度又让他没有30亩地可种，只能外出打工的话，那么，只要此种状况不改善，就总有一天，农产品的价格会涨到他在家种他家承包的一亩三分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分散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退场了。农业生产资源被大量闲置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农村已深度参与到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无法再置身桃花源。既然城镇化率最终会到70%，那么，30%的农业人口如果还自给自足，其余70%的人口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因此，农业必须大幅提高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并具备与全社会相匹配的劳动生产率，就算我们继续保持土地家庭承包制不变，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必须改变，而关键核心是：土地必须流转，市场配置资源。考虑到土地流转的高度敏感性，这一问题势必会久拖难决，进一步，就会牵延到农产品的供给。 也许你要说了，不怕，咱可以进口农产品。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假装国际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端、民族冲突不存在呀！既然你日常的贸易战就可以让国家不使用他国这个产品那个产品，一旦国际争端打起来，人家切断你的粮道，又有什么不可能？未必真的让你饿死，但只要价格暴涨，你就一定受不了。（转载：江风扬《猪价暴涨与农产品供给问题》）
(0)曲靖市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是土地流转主体多元化。农地流转已从初始时农户间自发流转逐步发展到农户与专业大户、农户与城镇业主、农户与科技人员、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流转。 二是流转范围扩大化。流转的土地由当初主要是四荒地、机动地和无人种植土地扩展到以创造经济价值为目的的所有类别耕地。土地流转从农户间自发流转向组织化、有序化流转发展，土地流转的范围由原来的村内农户间进行，扩展到外来龙头企业、大户、能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营内容从单纯种粮为主转向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作物以及对种植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等方面。 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化。随着农村经济改革深化，出租、有偿转包、股份合作等便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化流转方式已成为主要形式，流转的目的也由减负转为增收。 同时，土地流转还呈现经营规模化、用途多样化、地区分布不平衡化、服务逐步规范化、土地流转速度加速化等新特点。 王斌对记者说，从曲靖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实践结果看，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率，有效整合了农业资源，产生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呈现多方共赢格局。另外，土地流转推动了新农村建设、推动了农村组织创新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进而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记者在曲靖市采访发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企业、农户收益大幅提高的例子很多。但土地流转市场准入机制缺位，机构体制不健全，流转程序运作不规范等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王斌分析说，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自发性、随意性、分散性和盲目性，有的虽然经过有关组织统一发包，但仍处于无序流转状态。因此，政府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以及服务模式，引导农村土地有序、规范流转显得尤为迫切。 （摘自：邓道勇《曲靖：政府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0)中共一直看大地主不顺眼。在共产主义文化里，地主无异于恶魔。然而，就允许个体农户控制大片耕地而言，中共领导人正改变看法。 去年1月以来，“家庭农场”成为中共流行语。它不是指中国农村常见的每家都有小田地；而是在欧美更常见的那种大得多的经营活动。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去年3月，李克强总理考察江苏省某家庭农场时表示，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也能产黄金，但是小块地不行，要靠大块……”对过去30年来进城打工的2.6亿农民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概念。许多村庄基本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 作为中国农业问题决策人之一的陈锡文据称曾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中国能像美国那样拥有大量“家庭农场”，但他也担心少数人管理耕地对农村就业的影响。 正如农村政策似乎将变化时通常会发生的，在官方说法跟上前，现实已发生变化。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迁走，具有经营头脑的农民通过租借邻居的地扩大种植面积。鉴于中国所有农村土地都是村民“集体所有”，他们无法买下这些农田，但可以接管耕种权并从中获利。 中共不再大谈“地主坏”，因为从法律上看，这些“种植大户”只是“佃户”。尽管尚未精确定义，但农业部去年3月进行的首次家庭农场调查发现，中国有87.7万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约13公顷耕地、占中国耕地总面积13%。 政府一直谈规模种植的好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方式中，由当地人经营家庭农场尤其具有吸引力。最近几个月，9个省级行政单位公布为家庭农场提供补贴和支持的指导意见。 政府去年开始推动家庭农场发展，许多农场通过官方登记。这使得“农场主”更易得到政府支持，包括获得普通农民往往很难得到的国有银行贷款。 在石家庄附近的某村庄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说，从2005年，他的家庭农场累积租借40多公顷土地。不过由于担心某些地方政府可能强迫村民向大型农场出租耕地，今年2月，农业部警告要防止“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 对于官方积极帮助新兴大型“农场主”阶层的现象，许多中国老百姓看到反讽意味。“他是个小地主，”看到上述农户宽广的麦田，一名石家庄居民打趣说，“他还得挨斗呢。”(转载：王会聪译《“地主”归来？政府助规模农业发展》)
(0)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应着眼于实现城镇化所需土地资源供给和资金长期高效供应的保障，并确保城镇化所产生的利益能更公平地为全体公民所分享；这些目标的实现要求以建立透明、公开、平等的市场交易和现代税收体制为基础。土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是要解决中国的国有一集体所有二元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0)2012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83亩，户均约半公顷。毫无疑问，我国目前这种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由于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成本高，农民务农收入低。由于组织化水平低，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农民无力抵御市场风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据估计，我国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这就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尚需转移1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揠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加大就业压力和社会不公。从政策导向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就是要充分考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和机械化水平、经营作物品种、土地自然状况等因素，因地制宜确立适度标准，统筹考虑增产和增收的平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应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委托经营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将新增农业补贴、财政奖补资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倾斜。
(0)宅基地是9亿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应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以及宅基地等作为金融抵质押物的权利,使其规范方便地进行抵押、流转和处置,实现对农民的最大保护。因此,在深化农村领域改革过程中,应从国家层面吸收各地基层探索经验,从上至下建立农村综合产权登记交易机构,设计、施行全国统一的农村产权登记制度。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还要重要注意两点:一是坚持根本制度不动摇,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用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流转。
(0)我认为，黑龙江垦区是我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代农业发展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粮食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物质基础。垦区在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还应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充当排头兵、主力军，同时希望继续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做出表率和示范带头作用。
(0)如何转变生产方式，使得中国农业真正加入到社会大分工之中去，通过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以提高农业的效率，是当前摆在中国土地改革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现在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和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汽车也已走街窜户，目前全国除黑龙江和新疆兵团垦区初具农业现代化外，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唯独没有解决农业的社会化、商品化、集约化和机械化问题，这不得不发人深省。
(0)新中国成立至今已60多年，但目前离农业现代化还很远，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者太分散，应该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量，从而使农民工向城镇流动，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和解决产业工人不足的问题。所以，中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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