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以快速、高频进入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
今天，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能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即使没有绝迹，却已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能力甚至兴趣，逐渐失去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角色使命感，甚至将其抛弃。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他们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世界各地每天不正义、不道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件一件件地上演，就在你我身边，让人心痛、心酸、心寒，但不应该只是无能为力的一句感叹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世界迫切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对于这个社会，你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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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张爱玲的那个爱人胡兰成吧？胡兰成的文字充满柔弱、绮靡、纤细、敏感，甚至很女性，在他的文章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对是非的思考、问题的质疑，这种文字是规避任何社会责任的，因而非常符合汉奸时代需要。胡兰成的文章总在暗示社会放弃民族原则、放弃民族爱憎、放弃是非公断、放弃热血抗战，他总想别人也像他一样，做个乖顺的日夷朋友。如果仅仅是他自娱自乐就算了，他偏偏还要发表？但是，这种文字是有效应的，会影响其他人，而当一些人都像他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候，那样的情形正是日伪当局喜欢看到的。所以，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举胡兰成的例子，你懂的。因为，你看到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文章，不能不说与胡兰成的文字异曲同工。 文人应该是有骨头的，宋朝戏子，可以当庭讽刺皇帝：“你这是什么髻？”“三十六髻（计）——走为上计”；元朝高压时期，文人也可以呐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怎么着？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连站直了都做不到，个个学习胡兰成？
(0)很多人不理解，一位美国声名显赫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何要顶着巨大的压力，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他笑笑说：“因为我想看到中国发展得更快！更好！”不同于坐实验室看数据的其他同行，罗斯高的工作场所是中国的广袤田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这个60多岁的老头几乎在中国农村度过了自己一半的人生。他写了300多篇关于中国发展的论文，每篇都依靠严谨的实验和统计分析。他和青年农业经济学家黄季焜联合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向国务院提交了34份政策简报，其中有31份被采用，还有25份得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批示。从来都是拿到第一手数据，实地做研究，因此，罗斯高的学术水平在业界享有极高盛誉，因为他，国际认识了不一样的中国农村，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2007年，美国农业经济协会授予了他终身成就奖。如今60多岁的他依旧不停下休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一门“发展经济学”课程，为的是把知识传递给中国的年轻学者。他参与开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设“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深入解决寄宿制小学的管理和营养、资助贫困生上大学等等项目。他把自己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倡议者，将学术研究和推动政策变革、改善贫困地区结合在一起，将更多心血放在了未来中国的整体发展上。30多年来，这位外国老人从年轻力胜到鬓发渐白，为中国教育殚精竭虑，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到中国是回家，去美国是探亲”。可在改变中国教育这条路上，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去做研究时，常常因为外国人的身份遭到当地排挤，还有许多人质疑他。到2017年，距离他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33年了，33年里，他用行动在一点一滴改变着中国。他说：也许，问题无法在一代中消除， 但他微小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他才是真正走出书斋， 到现实中改变真实世界的那个人。其实，除了这位斯坦福教授， 还有很多人在为中国教育的进步而奋斗， 而中国的教育， 除了平复不均导致的资源不均衡外， 还有着更严峻的挑战， 比如不断产生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0)我不是希望这个社会好 我批判这个社会做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格的批评者，以及对待批评者的宽容态度，是我们社会当下亟须拥有的资源。在目前这个变化急剧、事端丛生的发展阶段，缺少合格的批评者，或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将会带来无穷恶果。 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知识的“特权”，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做一个向权威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或做一个独立的批评者。他认为，选择成为一个批评者尽管可能在当下遭遇烦恼，却能使知识分子最终避开历史和道义对他的审判。（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成了美国政府永远的反对派。即使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他也会时不时地将话锋转回到大洋彼岸那个“强权政府”上。）
(0)知识分子跟其他的人物不一样，很多普通人无须对于自己的言行不一负责，因为过了多少年以后，谁也不知道你当年是怎么样的。但是知识分子写过的文章，过了多少年还有人翻出来重新解读。 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前后一致当做是一种道德，其实中国的20世纪已经能够证明，一个人如果从头到尾要始终如一一个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这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动时。 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时代的变动。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一个好的变动，运气不好，大家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个也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对于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立场，这个其实是挺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用托尼·朱特的话说，事实改变之后，我也一定会有改变。但是有一些底线，托尼·朱特始终不变。他坚持，每个人在自由的基础上，都应该活得有尊严。有尊严这个词其实包含了很多含义，包括个人权利的保障。
(0)政治关怀其实渗透于这些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但或许是觉得这不属于“日常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本书作者遗漏了。这个已经逝去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何历史意义？《生活的逻辑》给出的回答似乎是：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尽管收入水准不一，彼此处境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生活方式。确实，传统时代从未有一个阶层脱离农业劳动，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生产和消费为生。尽管他们也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但他们在精神需求、社交活动乃至生活消费层面与一般人是显然有着区别的。正如在西欧的同类一样，他们非常关注新闻媒体、文艺刊物，也很需要沙龙、咖啡馆这样场所的不定期互动，至于书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这一系列制度化环境下逐渐有机生成的。
(0)崔永元因“阴阳合同”事件，一直被推向风口浪尖，他本是一往无前的斗士，却被很多人看做是“疯子”，但就是这样的“疯子”，敢于千万人中挺身而出，单枪匹马挑战权威，与局势为敌。可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样的“疯”子，不止崔永元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在文学青年眼里，她是文采潇洒的才女，在众多大学生眼里，她是人生偶像，在全国观众心目中，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从寂寂无名到家喻户晓，如此成功的人生，然而她却选择和崔永元一样，变成了“疯子”！她，就是柴静。对此，崔永元的信念是：中国人，不能傻死，她则说：“我不是有多怕死，是不想这么活……”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活，不想这么视而不见的活！
(0)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应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读出来的知识渗进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
(0)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他依然是我们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他的思想依然烛照着今日中国。80年的时光纵然已逝，但我们不应忘记——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是的，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0)说来也怪，屠呦呦和莫言的获奖，弥补了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遗憾，却未能有效消除一种集体焦虑，有关大师的焦虑。随着几年前季羡林、吴冠中、钱伟长、周汝昌、徐邦达、罗哲文等多位科学文化大师的驾鹤西去和“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对名家大师的呼唤、对文化与精神之充沛和丰盈的向往、对一流人才的渴求便始终弥漫，甚至让不少人陷入一种“集体焦虑”。细细琢磨，个中原因复杂，而最根本的，或是因为物质富足后，对于精神文化的渴求，是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之后，重树文化与精神自信的需要。是的，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居安思危的，对于诺奖、大师，尤其如此。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尽管今日中国已处于一个空前大变革的时代，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强盛的时代，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世界文化曾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相较于5000年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我们在近百年来人类科学文化进步的进程中取得的成就仍相对有限，涌现的大师级代表性人物还远远不够。这种忧虑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0)“天下为公、担当道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和特有的社会责任感。从几何学原理来说，固定圆心，半径拉得越长，画出的圆的面积越大。首先，我们要守住圆心，知识分子要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其次，包容的半径要拉长，那就需要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把圆心守住、把包容的半径拉得更长，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圆就会拉得更大。
(0)在网络发达，快餐文化泛滥的时代，我觉得目前社会是缺少一部分代表正直和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很多民众以看热闹和起哄的态度对待一些热点事件，造成了不良的结果。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一些精神领袖来明辨是非与引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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