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经常从各种渠道听闻或者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去找某一部门办事，经常会被以无权处理的理由推脱下来或者办一件事要跑很多部门、盖很多个公章的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文化素质对比改革前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快速增加，市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一步的进行之中，政府权力也在逐渐的下放之中，老百姓往后办事会越来越方便，公民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社会自我管理水平也日趋完善。概括起来讲就是，政府机构改革、权力下放利国利民，必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添油助力！“凡是市场能办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凡是地方政府能办的交给地方。”那么你认为政府哪些权力需要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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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行政规章涵盖的范围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将电力、电话和煤气等垄断性行业，以及涉及能源生产和分配、银行与金融活动等关键领域都列入行政规章管制范围。除了旅馆和出租车这种个体业务外，有80多种不同职业被法律规定要发给执照，即通过行政审批或许可，其中包括鸡蛋分等员、驯狗员、剪草工和泥瓦匠等。
在美国，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出台的行政规章愈细致，愈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因为这些规章能够树立明确的行业规范，从而提升社会活动的专业化。但也有人反对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认为这是“大政府”的表现。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一个“准司法联邦机构”，可以负责判断进口对美国工业造成的冲击，并且对倾销和侵权等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措施。该委员会实际上“外包”了政府职能。
在美国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小政府和大政府”的争论也再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共和党在党代会上抨击奥巴马政府大包大揽，奥巴马在日前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予以反击，称不能眼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崩溃和底特律的汽车行业倒闭。“拉登已死，通用依然健在”，成为民主党彰显政绩的口号。
美国政府在行政规章问题上，不仅面临社会的批评，也受到国会的影响。国会一些议员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外国投资的进入。实际上，会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虽是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对外国投资展开调查的基础，但相关调查只占很小的部分，绿地投资不在审查范围，审查只针对控股型并购而非所有的并购交易，每年受理的案件不足并购总量的10%。2010年，美国政府审查的交易数量为79件，其中12起调查导致外国投资方放弃交易。
美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法律建设也相对完备，但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加剧变化和深入调整的时期，如何发挥行政规章的功能，更有效地履行行政职能，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对美国政府也是一个深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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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政策规定已经十分明晰，但在往下走的过程中，仍需要具体落实。制定政策的机构及领导者不可事事躬亲，更不可能完全跳开行政体系去直接操作。这样，也就给了科长、处长之类的中间层以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放不放行、顺不顺畅，全在于这些中间层的运作。而从下边的情况来看，具体情形往往千差万别，这也给科长、处长们的操弄提供了机会。其实，政策还是那个政策，本身并不存在什么走样不走样的问题，走样的是权力的运行而已。具体而言，其一，很多规定、办法的制定过于封闭，往往是关起门来决策，缺乏公众参与，缺乏效能评估，缺乏走势预判，这样制定出来的举措往往与现实距离很远，从而增加了审核环节的权重，使得一部分具体掌握政策的官员有可能随意解释，选择性执行。其二，这也是与时下部分权力运行的环节，过于繁琐有关、层级过多，设置过于复杂，这样就会出现雁过拨毛、故意刁难甚至设租寻租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强制下放、取消一部分行政审批项目，也很难真正杜绝部分官员的权力分肥现象。因此，如果想改变“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现象，仅仅取消审批还不够，关键是要真正简化权力运行的距离，简政放权，打通中梗阻，让市场要素自由地配置。此外，还要坚定地推动决策公开，以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实现资源与市场、政策与民众、政府与社会的全方位对接。政治本来就是众人之事，不应该被某些官员包办，更不应该成为这部分官员寻租的利器，只有真正将决策的能量转移到公众一边，科长、处长们的能量也才能得到制约。
(0)各级政府应尽快公布“权力清单”，让权力在法定轨道上、透明环境中运行。同时，畅通百姓监督渠道，进一步强化监督，对于百姓举报问题快查、真查、多查揪一些滥用权力直接伤害百姓切身利益的“老虎”“苍蝇”，让权力滥用者无处可藏，让监督“不留死角”和“零容忍”。 很多腐败案件中，都有“以公产谋私利”的身影，而公共资金、公共工程建设、国有土地、矿产资源等公共资源的使用、处置、配置已成为“易腐点”。 “要打破‘自我监督’的局限，建立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从预算、报销手续、审计、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追责，年初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年终进行支出责任追究，并将公众满意度纳入考核体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树立政府公信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公开权力清单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让百姓知道每项权力的‘运行图’”，特别是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运作的，要制定规范化的流程并公开。只有让群众听到最想听的、看到最想看的，才能提高政府“公信度”。
(0)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记者请几家房地产企业交流市场形势，询问他们对于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一系列举措的看法。有人认为，软环境改善感觉不明显；有人认为，官员吃拿卡要确实少了，但不办事的多了，过去“公关公关”就能办成的事，现在就是拖。官员没了好处，也没了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员工可以“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到了官员那头，“吃拿卡要少了”，事儿能不办就不办，该办的事儿也想方法推延拖拉，也未尝不是可以理解的情绪。不难看出，所谓官员没了好处，便没有了动力。其潜台词其实仍然是将“吃拿卡要”的好处视为理所应当，至于“不办事”，与其说是偷懒，毋宁说是对“简政放权”的抵触，对其“既得利益”受损的公开抗议罢了。的确，长期养成的习惯，想要一夜之间改变，其难度自然可想而知。“吃拿卡要”惯了。习惯于办事前接受打点和好处，忽然之间办事儿啥好处都捞不到，的确也难以适应。只不过，这显然不能成为“吃拿卡要少了”便“不办事儿”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吃拿卡要少了”，但真正意义上对官员的权力约束机制，其实还远未兑现。某种程度上，唯有改变“办个事儿”必须“求官员”的尴尬局面，唯有将官员的权力限制在严格的公共服务办事流程中，将“照章办事儿”纳入公共服务的自然流程，不仅“吃拿卡要”难逃问责，“不办事儿”更将乌纱难保。到了那个时候，对于权力的制约，才能真正生效，而不是“摁下葫芦浮起瓢”。
(0)2月19日，广州政协委员曹志伟在长达38米的“人在证（征）途”画卷上，列出了中国人一生中的103种证件。他带的另一张图，则将103种证件分为六类。他指出，办这些证件需经过18个部委局办，3处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缴费。这么多的证件，当然其中一些确实有用，但大部分却是用处不大，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负担。中国人的证件太多，从本质上讲这不是证件的问题，而是权力运行的问题。可以说，有多少权力机关，就有多少证件，能管住你的地方，就有理由给你发证。显然，解决“人在证途”困境的关键是“减政放权”，让政府部门多些服务意识，少些老爷心态，放下手里的权力，证件自然就会少下来。相信机构改革成功、政府职能真正转变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手里的证件变得清爽的那一天。
(0)行政审批项目繁多、手续繁琐、耗时漫长等沉疴，受诟病已久。在此情境下，给“审批”瘦身，也被提上改革议程。而审批改革，终需审批程序精简，它不止包括“减量”，还涵盖“提质”。若只改“壳子”不改“里子”，只有纵向层面的“简”，而没横向维度的“精”，必然会导致改革悬在半空。到头来，只有“精简假象”，改革也徒有“花架子”。我认为要实现审批改革“精细化”，说到底，必须将各类审批纳入具体规制框架下；如打破传统“孤岛”式的审批模式，通过电子平台将审批流程“一网打尽”，也对同个部门辖下的审批事项进行合并，不得分批分次进行等，对有些审批事项和环节办理的最长时限，作出硬性规定。
(0)近来党政“一把手”限权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由于权力制约不力、监督乏力，一些单位和地方主要领导习惯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前几年在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干部中，“一把手”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长期以来，部分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习惯于先开口、定调子，其他班子成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敢提出来，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变成了“一把手”一个人来决定。从“书记说了算”到“集体说了算”——明确集体会议决定事项“清单”，限制“一把手”决定权。但由于缺乏动力机制，有的地方试点“一把手”限权虎头蛇尾、徒有形式。“一些好的做法刚开始时提得多，但过段时间又没动静了。”为此，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利进行制约和监督，成为治理腐败的当务之急。
(0)市场是居民生活形成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遵循并符合市场规律。这就要求政府改革要赶上市场前进的脚步，就必须敢于触及利益、特别是触及那些已经固化的、合法化的利益，唯此，政府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才能真正建立。所以，政府改革要敢于触及深层利益，还市场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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