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智库”，即智囊机构，指由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
在近些年，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日益明显，一些官方智库限制于体制内的生存模式，主要任务是对政策法规的维护和解释。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而民间智库完全处于市场之中，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你了解中国“智库”吗？你觉得他们的存在有什么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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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分为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官方智库如日本总务省 “政策评估与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民间智库如“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与政策主管部门相比，官方智库不会陷入事务、地位超脱，考虑问题更具综合性、长远性、战略性。官方智库由上级机构或综合管理部门授权，对各类政策及计划项目作第三方评估，其结论更加全面、公正、客观。民间智库基于公开信息，可以自由地对政策进行评估分析，评估结果可能会引起决策部门重视，从而影响决策。目前民间智库无法直接将评估报告送到决策部门，只能被动等待决策部门发现，容易错过时机。民间智库数量众多、报告质量参差不齐，如果允许民间智库报送评估报告，势必干扰决策部门工作。因此，建议委托一两家官方智库对民间智库的评估报告进行整理分析，择要报送。
(0)在世界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了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1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报告,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其中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近27%。美国有5个智库进入全球前十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美国智库长期从事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公众舆论、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致有美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21世纪以来,美国智库发展呈现出以下新的趋势。 向综合化和专业化两极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大型智库走上“强者愈强”的发展路径,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集成能力,研究领域宽视野、全方位、跨学科、体系化,其研究实力、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如兰德公司坚持综合性的发展路线,将“多样性”作为公司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业分析等多个领域,而且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由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采取各种集体研究的方法来完成。另一方面,一些规模小、特色明显的智库越来越向专业性智库发展。 国际化趋势加剧。一是经营理念的国际化。二是研究人员的国际化。三是研究视角的国际化。四是智库业务的国际化。五是组建全球或地区性智库网络。六是在“第二轨道”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智库作为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智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 网络化趋势日趋明显。一是智库都普遍加强网站建设,及时通过网络公布、宣传最新学术思想、观点、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二是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发动相关政策讨论,为智库研究提供新的思想源泉。三是建立网络化研究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研究人员。四是智库借助网络塑造公共舆论和政治议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同时积极利用网络视频开展研讨会。在社交媒体诞生后,智库迅速将其为我所用,并借机扩大智库在网络使用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强化其对教育公众、影响决策的功能。 注重基础研究平台建设。美国智库把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分析和整合能力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一是通过自属图书馆和专门的情报信息网络为智库的研究提供信息服务。二是重视建立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搜集、处理和提供信息。美国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驰名于世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10多个。三是智库通过国际信息交流互换、从驻外使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途径获取项目信息或情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最新研究资料与信息。 涉华问题成为研究焦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成为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美国智库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研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一是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大量涌现,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二是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专题,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几乎成了美国每个主要思想库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除了传统思想库已经有的中国研究项目以外,还涌现了大量新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和新美国安全中心均极为重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三是相关研究既全面关注当代中国,同时又突出重点。思想库对于涉华问题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高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科技等低政治领域,逐渐走向成熟,其以中国研究机构为阵营,从多领域开展研究项目,如中国政党政策、经济增长问题、军事现代化问题、人权问题、两岸关系、环境能源等问题是智库的常规选题。四是美国智库还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当代中国研究的影响力,注重研究成果和活动对中国的影响。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专门推出网上中文媒体《卡内基中国透视》,传统基金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还专门建立了中文网,将其中国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扩展到中国,加强对中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美国智库开始接受中国有关方面的委托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兰德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新区相关部门的委托进行一项技术预见项目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技术革命:天津滨海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技术机会的深入分析》的报告。 智库意识形态隐性化。美国智库虽然力求标榜其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智库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无法撇清的,冷战后美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隐性化。后冷战时期,美国智库极少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把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大都熔铸于自己的研究中,以利在成果的社会传播中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追求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转载：刘恩东《美国智库发展新趋势》）
(0)中国如今正进入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思想理论的作用更加凸显。当思想理论越来越成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时，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将迎来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而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必将成为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强大正能量。
(0)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是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都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600558,股吧)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前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和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渡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ＫＤＩ）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做出社会公认的贡献。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综合来讲，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的传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相互交流平台。比如，欧盟的一些重大决策，因受到各种利益诉求（既有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也有欧盟整体的利益诉求）的影响，不易达成一致。欧盟的智库把不同利益主体纳入到一个平台中进行辩论，智库不断进行协调、沟通，使各方逐渐达成共识。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摘自：李伟《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0)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智库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方法，善于透过各种繁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和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见微知著、见机于先，努力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谋划。智库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把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决策层，对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以及实现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现实条件做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0)俗语说，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如今，在社会上做事，无论是为官也好，还是担任一方职务，听得批评，总也是一项“基本功”。但这批评，如何去听，学问还是很大。 平时接触，不少人对于批评，已不像从前，“耳根子”那么地受不住。但往往最后会露一手“柔性的杀手锏”：你批评得不算错，但到底怎么做，你倒说说看？这就像小说家对于批评家反问一声：你倒写写看。 “只说不”的批评，到底要得，要不得呢？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批评太容易了，“说不”谁不会呢？小孩子不是最喜欢说“不”吗？不，不，甚至还要来个“就是不”；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批评不大负责任，你说我这条路走得不对，那总要给我指一条可行的新路出来才成，否则你让我怎么办？举足不前的话，不是又要被你批评一顿吗？还有些人更是做起了“心理分析”，用上了“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认为“说不”让人显得深刻、超前、不入俗套，抢得“潜在的制高点”，像“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人”之类的行为，进也有进、退也有退，让人更感觉“安全”。 这样说来，“只说不”的批评，是不是要不得呢？暂且慢一点下结论。当然，说你不对，同时又说得出“对的到底是怎样”，这样的否定性与肯定性合二而一的批评，肯定是最为理想，但实际上却是很少，要做到，很难的。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会感觉“总有点不对劲儿”，其实我们可以“不这样过，不这样做”，但是到底该怎么过、该怎么做，又一时说不出来，更何况切切实实地迈出第一步脚步呢？哪有那样容易？ “只说不”，这个“只”字，当然不理想。但是这个“不”字，却可能是一线未来之光，它至少可以让我们不一味地盲目乐观，以为一切真理在手；也可以让我们好好地动一动脑筋，把现有的状况好好打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重新调整布置一下的余地。即使一切都好，也少不了这个“不”字，只有依靠不断地质疑，真理才能永远充满弹性，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只说不”的批评，看上去差一口气，但还是要得！（转载：李荣《“只说不”的批评，要得要不得？》）
(0)如何定义智库？智库是以某种共同理念(或信念)为支撑，研究公共政策，发行出版物、举办会议并常被媒体报道，以参与思想斗争并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机构。智库是以从事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提供思想为支持的非盈利组织和机构。 智库的存在价值和优势在哪里？智库的优势在其高质量的思想，能想政府之未想，能问议员和官员之不便问，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获得最优方案，扮演超前、超脱的角色。英国智库通过发挥多种功能，填补了这一政治空档。其中包括：一、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分析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二、在政策辩论中提供有见地的建议；三、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政策，帮助理解政策；四、帮助政府建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满足公众对政策的期望；五、对中长期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六、为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七、为英国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提供国际经验借鉴。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智库”，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0)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主持的“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TTCSP）每年所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在评价方法方面，学术界对智库的影响力测度方法主要有 “局部性测度方法”和“整体性测度方法”两类。前者可认为是客观数据法，即通过获取一些指标数据，如“决策者引用数量”（如获得批示次数）、“媒体引用数量”、“国会证词次数”、“网络传播”（如下载数、点击数）等，来比较不同智库的影响力。国家级智库整体影响力可能比那些非国家级智库影响力更大，但是将国家级智库的整体影响力排在某个领域智库的专业影响力前面是不合理的。不同提名者的打分排名缺乏可比性，且知名度、曝光度并不等于影响力，受到较多曝光和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产生对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观点。
(0)智库在推进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软实力角色和发挥积极的作用。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实现良好治理面临很多挑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越来越离不开智库的深度参与。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和健全政策决策咨询制度”，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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