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心中解不开的郁结。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若今年预算执行情况基本符合预算，则在剔除财政补贴因素后，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或将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当期“亏空”1563亿元，将比去年多“亏空”600亿多。
尽管有相关专家以此前养老金收大于支为由否认养老金缺口问题，但事实上，养老金亏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从养老金资产规模上看，我国今年的基本养老金结余2.8万亿，占GDP的比例仅为4.9%，而2013年美国联邦养老保险资产规模5.6万亿美元，占GDP的34%，差距甚大。其次，按照2014年基本养老金支出19117亿元规模来看，现存结余仅能维持不到未来一年半的养老金发放，即便考虑到每年养老金缴费收入，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学者普遍预计，未来10到20年之间，我国养老金结余将消耗殆尽，收不抵支，真正出现缺口。
养老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解决养老金的巨额亏空是政府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切实负起基本养老责任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让利于民，鼓励国民的养老储蓄，扩大养老金来源。面对如今养老金亏空如此严重，你选择加入社保养老还是自己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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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昨日报道，近期有市民质疑，一些炒股、炒房发财的土豪，虽然没有上班，但坐拥上百万乃至上千万元资产，也钻政策空子到街道申领灵活就业补贴。 灵活就业补贴是个什么政策？为什么会像唐僧肉一样引人垂涎？灵活就业政策是深圳2009年出台的十大惠民政策，目的在于鼓励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就业。实现灵活就业者，每人每月按照400元的标准给予灵活就业补贴，同时按劳动保障部门公布的当年最低缴交社会保险费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而土豪申领现象也早已出现。2012年就有媒体披露，一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住着市区近200平方米大房子的黄女士，从一家科技企业辞职后就开始领取每个月400元的灵活就业补贴，并享受全额的社保补贴。而享受灵活就业政策的人数，两年中从4000人飙升到7万人，导致就业促进政策严重福利化。 相信大家都会认为，像黄女士这样的人不是就业困难的人，因而不该拿补贴。但当时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这样解释，“有钱人也在享受这个政策，有就业能力的也在享受，从情理上来说这些人不该享受，但是从权利上来说，这也是他们的权利。”如果说土豪们同样有权利拿补贴，那就说明是灵活就业补贴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把不该纳入救济范围的人给拉进来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或许有两点：一是恐怕与政府如何定位失业、如何计算失业率有关。就业事关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和稳定，家庭的稳定又事关社会的稳定，每个政府都会努力提升就业率。但在收入来源多样化和自由职业者较多的深圳，一些人没有就业，并不意味着生活困难，也并不意味着没本事找到工作。如果把这些人也计入需要救济的人群，显然就会出现黄女士这样“不要白不要”的例子。 另一点则与补贴发放进入门槛较低、补贴标准较高，尤其以此前政府部门不查房产、银行存款等信息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困难失业人员领取补贴有两个前提，一是失业；二是失业后再实现灵活就业。只要劳动时间累计达到规定时限、办理了灵活就业登记并在个人缴费窗口缴交社会保险费的，就可以申请领取。 精准发放补贴福利，从来都是难题。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政府就有义务把它做好。灵活就业补贴要不被滥用，首先应该是更精确地定位人群，把那些并不需要政府促进就业的人群剔除出去。而为了避免误伤，最有利于进行判断的显性标准就是把资格与资产挂钩。深圳市人社局在回应媒体时称，已开始尝试通过委托查询房产等监管措施。这个要求不该是“可以有”，而应是“必须有”。因为对有几套房的人和租房住的人来说，就业需求大不相同，400元的补贴意义也大不相同。 其次，作为单一性救济政策的灵活就业补贴，应该实现与其他福利政策的联动和匹配。一是为了防止福利政策因为“政出多门”而被人重复享受；二是有助于整合监管力量、实现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比如，深圳在保障房申请上的资格审查越来越严，尤其是对资产的审查。申请保障房者多为低收入人群，与需要促进就业人群会有重合，两者联动就能更快甄别出有需要的人。 意图再良好的福利政策，都需要有科学实用的技术性措施来保障施行。因此，政府在发放每一项福利前，除了意图，还应当考虑操作性问题，如此才能将好事办好。（转载：胡蓉《灵活就业补贴不该惠及土豪》）
(0)浙江律师吴有水状告广东省卫计委拒绝公开社会抚养费征收及使用情况一案，近日有了新进展。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前称“征收使用信息是内部事项管理，决定不予公开”的广东省卫计委败诉。实际上，在此案判决前，卫计委就“主动”公布了2012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情况，但实际开支及使用等情况，至今未有公开信息，理由是罚款进国库，卫计委不管钱去向。 社会抚养费、房屋维修基金、公交卡押金……这类公共资金，静静地“睡”在那里。钱有多少？谁在管？用在哪了？能否有效增值返利于民？绝大多数公众都不知情。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和民主素养的提高，这样的追问越来越多。 是好事者较真儿吗？ 恐怕不是。一张公交卡10—30元押金，似乎不多，但全国公交卡发行总量已经超过1.8亿张，押金总额在18亿—54亿元之间，房屋维修基金更是达上万亿元之巨。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辛苦钱，怎能成了去向不明的“神秘资金”？ 不仅去向成谜，钱到用时更是难。以公共维修基金为例，缴纳之后经常就没了下文，管理部门很少主动及时地向业主告知结余、受益、用途等信息。很多小区有过这样的体验：想申请使用资金修缮房屋，可办事机构门难进脸难看，门槛高，程序繁琐，不耗上一年半载很难跑下来。 实事求是地讲，面对公众对公共资金的追问与质疑，有关部门也做了不少解释，但一些语焉不详的回答、敷衍了事的作为，很难打消公众的疑虑。 比如，公交卡岿然不动的成本，一经追问，立马下调。广州多年前一直沿用30元押金的标准，2012年代表委员和媒体一质疑，迅速降至20元，下降的10元钱也陆续退还。社会抚养费按规定应上缴国库，按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要求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可一经审计，多地私设的“小金库”被曝光：资金被用于吃喝宴请，挪用额度动辄千万元级…… 还有多少公共资金在和我们“躲猫猫”呢？总是在公众追问、媒体施压的情况下，挤牙膏般出来一点、又一点。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神秘资金”里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 让公共资金摆脱“不能说”的尴尬局面，必须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管理部门必须把相关的信息、数据大大方方地晒在阳光下接受监督。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索如何让公共资金保值增值，更好造福于民。 公交卡押金、房屋维修基金等公共资金，其所有权属于公民个人。公众之所以将自身部分权利以法定程序授予公交公司和住建部门，目的就是让他们依照法律授权来为公众谋取最大程度的福利。如果让公共资金成天躺在活期账户“睡大觉”，经常因跑不赢CPI而“缩水”，这显然偏离了为公众谋取最大程度福利这一目标。 其实，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保值增值的办法并不是没有。余额宝的运作模式就很有借鉴意义。用户将资金存在支付宝，只能享受银行活期存款利率，2012年只有0.35%；而将资金转入余额宝，就相当于自动开户购买了货币基金，货币基金主要用于投资国债、银行存款等安全性高、收益稳定且相对较高的有价证券，2012年7月年化收益率平均约为3.8%。收益率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提现照样很方便，百姓自然欢迎。 改进托管方式，激活沉睡的公共资金，让他们“躺着挣钱”，最终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还利于民，有关部门下一步努力的空间还很大。(转载：顾仲阳《别让公共资金“沉睡”》)
(0)近年来，我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成绩显著。目前，包括城镇企业职工、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城乡居民在内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并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框架。 一、养老金“双轨制”加大社保差距 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类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模式变迁、管理体制、资金筹措、保障水平以及养老金待遇给付等方面差别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双轨制”和“碎片化试点”等特征，即：国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实行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城镇企业职工、农民工群体、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则实行由“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表现为：（1）统筹方式不同，前者由财政统一拨款，后者由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2）支付渠道不同，前者由财政统一支付，后者由自筹账户支付；（3）计算方式不同，前者以退休时的最高工资为基数，而后者则以职业生涯中平均工资水平为基数；（4）支付标准不同，前者退休所得的替代率可达到90%以上，而后者只有40%甚至更低。因此，养老金“双轨制”使得我国两类社会保险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城市职工养老保险，个人需要交纳职工月均工资的8%（企业缴纳20%），累计缴纳15年才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个人不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直接领取退休金。这制约着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建设，也成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阻碍。 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应实行“社会统筹+个人账户”模式 实践证明，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个人缴费”模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符合国情。因此，将目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实行的现收现付、确定给付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为部分积累、确定提拨制的“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实现步骤为：（1）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的承诺方式从确定给付制改为确定提拨制。个人在职期间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退休金，建立与政府补贴共同组成的“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2）建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3）逐步降低退休所得的替代率（目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金替代率太高），以体现养老退休金的“养老”作用。（4）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间人逐渐过渡”的原则，用15—20年时间逐渐完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金的改革。（5）养老保险金待遇要考虑与退休人员的职务、职称、职位以及地区等因素挂勾，并实行随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的正常调整机制。 三、将有固定工作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整合进城乡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基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实施多年，比较成熟，在完善有固定劳动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可以参照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也要考虑到农民工工资收入较低、工作地点转移频繁等特点，在整合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缴费比例问题。可以适当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缴费比例，其差额部分由国家财政参照对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补助标准进行补助（主要考虑到农民工的农民身份性质）。（2）统筹层次与转移接续问题。由于农民工工作地点转移比较频繁，因此，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要高，以便能够在各省市区自由转移接续。（3）待遇计发问题。目前城镇企业职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以15年为期，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可以稍作变通，即：按其实际缴费年限与15年的缴费年限的比例享受社会统筹部分。（4）考虑到农民工职位、职称以及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其养老保险金替代率可以（相对于城镇职工）适当降低。 四、加大新农保、城居保制度的整合力度 按照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的要求，各省市区应尽快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新农保、城居保制度的合并实施。针对新农保、城居保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强化：切实保证养老金待遇给付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综合考虑农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年龄、地域以及身体状况等实际情况，其待遇计发年限灵活处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和其他惠民政策（如土地补偿政策、拆迁补偿政策、国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新农合等）的良好统筹与衔接。 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借鉴世界银行“三支柱”、“五支柱”养老保险理论以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具体为：第一层，建立由国家财政作为保障的、旨在保障所有国民最基本生活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层，建立由供职单位提供资金作为保障的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制度；第三层，建立非强制性的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第四层，建立家庭成员间互济以及个人储蓄的补充性养老保险制度。（转载：汤兆云《整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1)2013年末，一条关于桃江县桃花江镇“老人连续自杀，只为不拖累子女”的微博，让人们深感震惊。 《三湘都市报》报道显示，用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已经成为当地老人心中比较好的生命终结方式。报道显示，有关机构对200例自杀未遂老人的分析结果显示，自杀老人的家庭人均收入普遍偏低，贫困是导致老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心灵孤独，无人关爱，也是许多老人自杀的原因。 如果能有良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如果不是对病痛、对生活保障、对精神孤独的恐惧和无助，这些老人或许不会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 细数一下，我国目前已经超过2亿人的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800多万的速度快速增长着。谁来保障、怎样保障这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据新华网报道，我国去年人均GDP仅为6700美元。在这种“未富先老”现状下，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问题重重，超过2.6万亿元的个人账户空账怎么解决？另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床位不足，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尚不完善，养老服务业发展如何“破冰”？ 呼之欲出的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饱受病痛、贫困、孤独折磨的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不只是一个心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应该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者：韩冰）
(1)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宣布将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这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精神的具体步骤。这次提高以后，一类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升至25%，距离2020年目标仅相差5个百分点，可谓一步之遥。 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国企的多赢举措，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宏观调控作用。最主要的是有利于国企经营成果回归本性本质，惠及国人百姓。国有企业归根结底是全民的企业，百姓是国企的最终股东。国企经营成果应该看得见、摸得着的由股东分享。而长期以来，国企俨然成了少数人的盛宴，由内部人享受经营成果。国企上缴红利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全民享受到国企经营成果。国企上缴红利一定程度上增加其经营压力，从而可以倒逼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改制步伐。 从2007年开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至今，财政部已三次提高上缴比例，上缴企业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已经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财力的一个支撑力量。这一多赢举措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稳步推进。 从7年来的实践来看，国企上缴红利也有急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就本次上缴红利而言，一类企业提高到25%，而一类企业仅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若是能把二类企业也提高到25%则更好。二类企业包括三家石油石化企业、三大通信企业等17家，这些企业都具备了提高到25%比例的基础条件。从范围来看，急需将国有金融企业包括国有银行纳入到上缴红利范围之中。这将大大增加上缴红利规模，壮大保障和改善民生财力。 国企上缴红利在管理及用途上的透明化，还有提升空间。毕竟国企上缴红利是税收和国有股权分红所得以外的部分，具有专项资金性质。那么，从2007年到如今7年来国企上缴的红利总额多少？特别是国企上缴红利都用到了哪里？用到了哪些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上？不能是一本糊涂账，而应该明明白白告诉民众。这一点上财政预算还做得不够。 以笔者看，国企上缴红利的性质目的是让百姓以最终股东身份享受国企经营成果。因此，应该在财政预算里设立专项账户，专款专用。而不应该与其他项目混为一团，在使用上撒胡椒面。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国企上缴红利“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个大方向、大框框，项目很多、很笼统。况且，许多民生项目都是预算内财政本应该承担的。因此，国企上缴红利必须用到最为具体、资金缺口最大、涉及百姓最为切身利益的民生项目。照此来看，非社会保障项目中养老金缺口问题莫属。 百姓养老金缺口直接涉及到所有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大问题。虽然对具体缺口大小争议性很大，但存在缺口是不争的事实。这部分缺口主要是中国建立养老金保险制度的起始阶段，一大部分职工此前没有缴纳养老金而退休后却领取养老金，造成的个人账户的巨大缺口。这个账户缺口如果不尽快弥补，将会越拖延越大。 弥补这个缺口必须以国家财政资金为主多策并举，其中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弥补养老金缺口是措施之一。因此，建议将国企上缴红利比例专款用于弥补职工的养老金缺口。国企经营成果用来弥补职工养老金缺口，用途再正当准确不过了。这样就会使得国企上缴红利这项举措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上更加清晰透明，看得见、摸得着、最直接、最具体地惠及百姓，并防止进入财政预算大账成为一锅粥、糊涂账，甚至挪用到其他项目上。（转载：余丰慧《国企上缴红利应专款弥补养老金缺口》）
(0)财政部15日公布了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按险种分别编制显示。若今年预算执行情况基本符合预算，则在剔除财政补贴因素后，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或将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当期“亏空”1563亿元。 预算显示，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237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28251亿元。但在剔除巨额财政补贴和少量利息收入的因素后，情况却并不乐观。2014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1489亿元，比上年增长8 .1%，其中：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财政补贴收入3038亿元；支出19117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当期保险费收入与支出相减，“亏空”1563亿元。 与2013年预算情况相比，资金趋紧的迹象更加明显：201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保险费收入15501亿元，财政补贴收入2669亿元，与此同时，支出达到16460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亏空”959亿元。 仅仅在两年前，这一指标还为正值。 养老金困境如何破解？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常务理事郭士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需要财政补贴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光靠保险费收支平衡有一定难度。欲解决收支平衡，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途径，以后缴费数额、缴费年限可能有所提高，退休金支付水平的增幅也可能趋缓。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认为，不要幻想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来实现基金平衡，也不能单独依赖财政投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而是需要考虑其他外部筹资渠道，如开征新税种、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划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方式。（转载：《今年养老金“亏空”或超千亿》）
(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事实。甚至很多人认为，高储蓄是一只猛虎，一旦从笼中放出，有可能会带来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实践证明，这只猛虎不仅没有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反而越来越肥、越来越规模庞大了。尤其是储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按照国际惯例还是我国过去实际情况，所谓高储蓄率，主要是居民储蓄数量较大。尤其是我国，广大居民更加喜欢储蓄。而政府和企业成为高储蓄率的主角，可能社会各方知道的并不是太多。 而从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来看，2012年，我国59%的储蓄率中，来自居民的竟然只占20%，39%都来自于政府和企业。而且，居民储蓄率从1992年到现在，整整20年时间，也一直维持在20%左右，相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则从15%上升到39%，翻了一番还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显然，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导致居民储蓄率过高、且结构逐步失衡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到现在，财政收入翻了几番，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一升再升。但是，财政困难的局面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应由财政投资的社会公共事业、公共福利等，也因为财政“困难”而严重滞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上层建筑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太多、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太低，导致财政收入主要被政府机构“运转”掉了，而不是真正转化成能够带来社会财富增值的生产力，如比重过高的公用经费、控制不住的“三公”经费等。 而财政资金、特别是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等政府运行经费，又常常以储蓄的形式出现，且每年与财政收入一样水涨船高，自然，政府对储蓄率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从高储蓄率中也不难看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特别是企业发展形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其效率也是很低的。政府的高储蓄率，说到底就是财政资金的低效率。 那么，为什么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会出现这么高的储蓄率呢？难道中国的企业都已经效益好到必须将资金大量滞留于银行了吗？显然，也不是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投资热情下降了，投资欲望不高了。特别是在生产性投资方面，已经严重信心不足、动力不强了。 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只有加大生产性投资力度，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才能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效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特别是2003年房地产市场放开以来，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暴利横行，让资本大量流入到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炒房、炒股、炒期货和从事地下金融等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劣，实体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已经让多数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生存。于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和投资者将资金积聚起来，用于投机和非法经营活动。而这部分资金，大多也变成了储蓄。自然，企业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高储蓄率的“贡献”者，成为高储蓄的推动者。 毫无疑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出现了严重的导向问题，亦即对社会资本的导向不是发展实体经济、不是投资和生产经营，而是投机和非法经营活动，如炒房和高利贷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基础还怎么牢固、抗风险能力还怎么强呢？ 而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在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除了储蓄又没有更多其他可以投资的渠道。而储蓄又常常表现为负利率，最终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更低。为什么余额宝如此抢手，说到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通道，能够让手中的财富有所增值。 相反，如果能够给民间资本、居民多一些投资通道，能够让储蓄更多地转化成投资，转化成财富创造力，中国的储蓄率也就会出现下降。更重要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样的社会资金，能够产生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效益。更直接地说，就是能够实现从资金向资本的转化。 问题在于，在金融仍然处于垄断，投融资体制仍然控制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就不可能真正将资金用于投资、用于市场、用于发展，而只想存在银行“保险”。这无疑是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认真解决的问题。（转载：谭浩俊《为何政府和企业成为高储蓄主角》）
(0)对公务员群体而言，社保改革无疑是一柄最为触动神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社保制度碎片化弊端”、“双轨制引发社会不公”等问题形成高度一致的改革共识，“社保并轨”也从以往的“引而不发”日益呈现出“不得不发”的态势。 那么，公务员群体如何看待社保改革？他们有着怎样的改革期待？近期，记者走访了广东、江苏、湖南、云南、宁夏、辽宁等地的近百位公务员，发现公务员群体内部对于社保改革的态度“矛盾而多元”——有人担忧，有人支持，有人已在准备离开。 即将消失的蛋糕 特殊的养老金发放方式，被受访公务员称为“最后一块蛋糕”。而面对即将消失的“蛋糕”，公务员群体内忧虑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打算离开者有之。 “除了腐败和灰色收入，老百姓对我们意见最大的就是医疗和养老这两块。很多人认为这是让全民养着公务员，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迟早要来”。谈到社保改革，南京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实话实说，要说想不想改，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肯定不想改。但这已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事实上已是非改不可，关键在于怎么改、改的效果如何。”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公务员对社保改革的感受和心理预期截然不同。大多数工作十年以上的公务员都表示“淡定”，认为“改肯定要改，但基本改不到我头上”。 一位50多岁的公务员对记者说：“改革肯定会循序渐进。就我个人而言，真要到改的时候，可能已经退休了。而且，改革极有可能仍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思路，对工作若干年以上的公务员‘维持现状’，对工作不久的公务员实行一些新方法。” 相比之下，很多入职不久的年轻公务员矛盾感更强。一些人认为一旦改革，辛辛苦苦考取公务员的最大“利好”可能荡然无存，希望改革晚一点到来，让自己也能成为“老人”，继续享受“老办法”的待遇。 而另一些人则支持改革。“改吧，我支持。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就是一潭死水，只要坚持改革不停步，总会越来越好”。 2004年进入公务员序列的宁夏一副处级干部李翔对记者说，“我们80后是伴随着改革的大风浪成长起来的，很多老政策都曾在我们眼前灰飞烟灭，习惯了就好。摸着石头过河嘛，湿了鞋就换个石头踩，总得到河那边去。” 采访中，也有少部分公务员明确表示，如果真的改了，自己就会离开公务员队伍。“如果真的要改，我就准备辞职了”。去年才考上公务员的南京某机关公务员小陈坦言，考公务员是家里人的意思，当时所说的种种“好处”现在都消失了，如果连养老和医疗也要改，他就有了非常充足的理由辞职。“到那时，我想家里人也不会太反对了。出去闯闯，可能会有更好的收入和机会。” 和小陈抱有相同想法的年轻公务员还有不少。在他们看来，社保改革可能会给公务员队伍带来一场“地震”。“并轨改革后，很多人当公务员的动机就会改变，混日子图安稳的人会逐渐减少”。 “现在，体制内的人不用交保险，退休就能领养老金，那些还没有取消公费医疗的地方，甚至连医保费都不用交，肯定会引起不满。”基层公务员李莉认为，社保并轨有利于消除“官民隔阂”。（转载：《公务员社保改革调查 有人淡定有人准备离职》深圳晚报综合京华时报、瞭望报道）
(0)正在举行的广东人代会上，广东“财爷”曾志权作的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4年预算草案报告，首次将全省社保基金收支预算提交审议。这成为今年广东财政账本的新亮点，对广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件有重大节点意义的事。 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养命钱”，关注度越来越高，不过直到今年，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才提交人代会审议，是不是迟了点呢？其实，这也事出有因。从性质上看，社保基金预算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是政府一个财年中的收支计划，特别是当中政府准备如何花钱，是要经过人大审批通过的，“量入为出”，具有强制的约束力。社保基金就不一样了，今年能收多少，要看就业人数增减、实际参保有无变化、社保费率是否调整等，而支出多少，又要看各险种享受待遇人数是否增加、待遇标准有无提高等，形式上可以审批通过，但实际执行却与参保人数及待遇变化有关，审不审批、通不通过，都得“应保尽保、足额发放”。可见，社保基金收支预算更多是一种“收支预测”，因而长期未被列入需人代会审议的预算报告。 但今年广东将社保基金提交人代会审议，又有很重大的意义。通过人代会审议的程序，实际上就是一把“放大镜”，将社保基金进一步纳入公众监督的视野。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规范社保基金收支行为、强化基金管理和监督、保证基金安全完整。另一方面，则是交代清楚社保基金的家底，增强政府对社保基金可持续运行的宏观调控。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广东社保基金的安全监管和科学使用。 笔者认为，将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列入人代会审议，当前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普及社保知识、凝聚社会共识。社保很重要，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社保到底怎么重要就不是人人清楚了，比如社保有哪五个险种，很多人就答不出来。这一是因为社保专业性很难，一般人搞懂不易；二是社保缴费与享受待遇有滞后性，平时感受不直接，到了真正有病、退休时才觉得是头等大事；三是目前我国社保制度仍然是分割的，特别是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尚未完全纳入，相关群体现在不是很关注…… 广东“两会”一直以气氛活跃、社会关注度极高著称，相信每年通过审议社保基金预算收支的环节，可以讨论很多社保热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对整个社会提升社保意识、大家都关心重视自己将来的“战略储备”很有意义。（转载：《广东首度审议社保基金预算有何深意》）
(0)外国养老金的统计分析要比工资复杂得多，因为外国的养老金由多种体系内的养老金构成，总体上讲，可分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和市场主导的商业养老保险体系。社保体系内的养老属于全社会统筹，是强制性的；而商业养老保险体系属于投资储蓄(如美国的401k)，个人自愿参与。由于各部门统计口径不同，发布的养老金统计数据会差别很大。 大多数国家公务员和私营部门职工一样，领工资必须交社保，由于公务员的工资与私营部门持平，所以，社保养老金自然也就与私营部门持平。由于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公务员在工作期间交纳社保的年限要长，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高于私营部门，并不是对公务员的政策优惠。 还有，从一些国家的统计看，公务员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比率比私营部门高出不少，这就让公务员的养老金增加不少。但是，公务员养老金的增加是用工作期间的部分工资换来的，也就相当于减少了工资；而私营部门职工由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比率低，他们退休后虽然领取的养老金少，但工作期间拿到手的工资就相对公务员要多。 所以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弄不清外国养老金里都包括哪些项目。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而言，外国养老金不能简单地笼统对比，更不能用道听途说来的数据。媒体调查数据也仅能供参考，因为媒体调查很难做到从总体里随机抽样，且样本过小，不具有代表性。 研究外国工资养老金制度，一定要用政府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分析养老金里社保部分和商业部分所占的比例，以及工作期间社保交纳情况和参与的商业养老保险情况。如果公务员和私营部门的工资都是5000元，养老金都是3000元，但公务员工作期间不交养老保险（我国的公务员就不用交纳养老保险而可领取养老金），而私营部门要交1500元的养老保险金，在这种情况下说公务员与私营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持平，这显然是错误的。（摘自：刘植荣《国外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真的比普通人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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