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理论界围绕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展开了旷世持久的论战。目前为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的挫折，共产国际解体，东欧巨变，目前世界上仅剩下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却大幅扩展，并基本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与联盟。但在现代，随着世界进一步融合，每个国家的发展状态、趋向，大方向又是基本一样的，国家性质的界定越来越被淡化。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不再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划分，无主义化的时代即将到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统称为“和谐社会”。你觉得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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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得以比较健康、有效率地和平运行，确实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不能无视这些原则。从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来说，休谟的三原则要远远高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休谟的三原则是什么？财产的稳定占有、经过同意的转移和遵守承诺。这三条原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普通人，政权、权贵和普通百姓一样应该统一遵守。如果这个社会遵守休谟的三原则，那它肯定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这三个原则如果被破坏了，社会就一定会充满暴力、不公平。但是像休谟这样的三原则就没有变成政治口号，我们反而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大词更重要，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现象。现在的政治理念中，口号比较容易传播，但这些大词都没有可操作性。而休谟的三原则，就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把它当成道德原则的话，我们就知道每天处事交往应该怎么做。但如果是自由，什么叫“自由”？它太空洞了，没有实际内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则没有变成政治口号，反而很空洞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人爱听，好像可以准确传达我们的价值理念，而且可以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让政府给你自由，政府说你很自由了，包括西方人来中国都觉得中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比西方还自由。而如果说政府你要准守契约，说话算话，这个它就没法搪塞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中国近代之后进入意识形态时代，政治宣传产生了好多问题。
(0)天下为公一盘棋，世界大同乐逍遥， 共产主义必实现，华夏儿女多娇娆。全球人类幸福了，世界和平无争吵。《共绘网》的中心思想替天道，天上天下无教派。 全球统一天下公，天上天下一家人。
(0)我认为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殊形态，把握特殊规律，然后才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还不长，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中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反映规律的理论成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说有多艰难就多艰难。这就是计划与市场从天生配对到人为敌对的血腥情杀经过。其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是能够而且必然能够互相包涵、兼容的。邓小平从老路的酸苦中反思，看透了这段历史。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划分不在于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一句话就化解了对计划与市场的妖化，还原其本来面目，让计划与市场结合，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并推之于实践。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重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诚然，中国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市场经济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的副作用、反作用。正如不能迷信计划经济一样，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要警惕市场经济拜物教。
(0)随着人类社会逐步演变，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进一步提升，加上国际社会加快融合，文明程度逐渐提高，相信在未来“主义”之争将没有意义。希望《共绘网》继续发挥以下作用：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的传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借助《共绘网》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例如：一些重大决策，如不易达成一致，可将其不同利益主体纳入到《共绘网》平台中进行辩论，由《共绘网》不断进行协调、沟通，使各方逐渐达成共识，努力将《共绘网》打造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0)康德曾把人类历史分作两个大的阶段。前一段是自然状态，后一段是理性状态。这两段历史的转折点，是启蒙运动。 启蒙时期，人走出自然状态，开始思考自身处境和责任。由此，理性成为人类言行指导原则。 席勒认同康德的观点，并具有“全人”理想。自然人进化为理性人，为出现“全人”准备了条件。他因此把启蒙时期看作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启蒙也好，“全人”也罢，精神脉络都来自文艺复兴。席勒把这类观念写进《审美教育书简》的同时，还写有“世界公民”、“理想的国家”等一脉相承的观念。 他从人性角度描述理想的国家说：“在那里，指导行为的，不是对外来习俗的愚蠢的摹仿，而是自己的美的天性；在那里，人以勇敢的天真质朴和宁静的纯洁无邪来对付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既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就得伤害别人的自由，也不必为了显示优美就得抛弃自己的尊严。” 理想越美，现实就越是丑陋。席勒厌恶地说：“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尊崇它。”“粗野统治着社会的下层，懒散和性格败坏统治着社会的上层。……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 席勒表示，自己要做的就是：揭露时代性格有害的倾向及其根源，“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泉源”。为社会回归清朗，他渴望变革，乃至革命。他曾像许多德国思想家一样，对法国革命抱以美好期待。革命过程中的反复较量与残酷斗争却使他感到难解，尤其是雅各宾派以革命名义实施的恐怖专政，让他觉得与其设想的“理性王国”南辕北辙。 1792年，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却欢迎席勒。鉴于他青年时期的《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作品中批判封建制度、揭露宫廷腐败的革命倾向和巨大影响，国民议会推选他为法国荣誉公民。他则因为见证了革命的狂热、粗野而失望，转而另外寻找人类理性进步之路。他找到的是教育，而且是超越于一般知识教育的审美教育。健康、优美的心灵，才能接通理性状态。为此，人类需要一场共同的谈话。席勒要大声发言。 读着席勒的文字，时感恍惚。他说的本是两百多年前欧洲的事，却又分明在眼前。例如：“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战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强烈冲动。” 当年席勒看出的大问题，就在国人眼前——“现在，……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 席勒是清醒的，“时代……从它那深深的堕落中振兴起来”，“是一项要用一个多世纪时间的任务”。我们也有这样的清醒么？席勒想到从审美教育入手，我们也想到了么？当年北大蔡元培校长想到过，主张过，只是他已远去。（转载：苏北《“共同的谈话”》）
(0)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成功的实践，久而久之自然成为制度。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特定的历史作用。国家兴衰，主要不是靠政治体制。秦朝行郡县，隋朝颁科举，民国创共和，制度都很好，却也都是短命朝代，寿命分别仅有14、37、38年。国家兴衰主要系于大政方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一劳永逸自动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永动机”。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是国家兴旺的关键。换言之，治国靠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
(0)社会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铺垫。加强社会建设，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促进经济体制改革，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凝聚新的增长和改革动力，撬动全面改革。 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容易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还能够扩大有效需求；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完善的社会组织，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 如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注重社会建设，那么市场扩张就可能反过来侵蚀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 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摘自：江宇《以社会建设凝聚改革新动力》）
(0)无数经济学家对于利润以及是什么带来了繁荣和更高的生活水准茫然无知，法国经济学家、左派的宠儿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是最近涌现出来的典范。他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高得惊人的财富税和所得税，认为这能打击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均。皮凯蒂已经成为媒体的摇滚明星。这件事只是凸显了一个事实：在金钱和经济方面，专家和太多的记者、政客和经济学家知道的东西还没100年前的先辈们知道的多。 难怪尽管人们在高科技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医疗保健方面也将取得难以置信的突破，而全球经济却仍在苦苦挣扎。如果不是因为缺乏经济常识，美国如今将仍在蓬勃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早已暴涨并超越3万点大关。 关键在于：没有投资就不会有经济增长。资本来自于储蓄和利润。这毫无疑问。每种损害资本创造、损害成功冒险的收益的赋税和法规都会伤及每个人——但受伤最深的正是那些最贫困的人，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想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人。仅仅发明某种出色的东西是不够的。得有良好的环境让企业家可以将发明转化为产品，从而使其质量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便宜、人人都买得起。 亨利•福特（Henry Ford）并未发明汽车。过去汽车是能工巧匠和富人的玩具（上世纪初一辆汽车的价格大约相当于如今的10万美元），经过不断实验和两次痛苦的破产后，福特将汽车变成每个工人都买得起的东西。对于个人电脑，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做了同样的事。如果你试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打造一只iPhone手机，其成本会超过350万美元。 这些进步需要投资。然而普通大众——以及更糟糕的、那些类似于皮凯蒂的高学历人士，他们本该懂得更多——对于利润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利润来自于欺诈客户及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 其实这种将利润视为剩余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误导性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得归咎于那些主张低税收、小政府和最低限度监管的古典经济学家。 回溯到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取得非凡科学突破的时代，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平衡”，即假定所有事物“按部就班”地运作时，经济体就处于理想的静息状态。价格应该是稳定的，供给应当总是满足需求，而就业——不管如何定义——应该是“充分的”。平衡相当于无忧无虑的涅槃境界。可能会发生外部事件，如战争、干旱、飓风、地震或偶尔由于银行的不理智做法引发的金融危机——当然还有蒸汽机、铁路和互联网等创新。但是在这些干扰的影响退散后，经济将恢复到平衡状态，也就是它的“正常”状态。 经济周期——即经济的兴衰起伏——被视为麻烦，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将其削弱或消除。教科书经常讨论经济周期的起因和疗法。 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是古典经济学的异端邪说，但这些学说均主张封闭经济的观点，即完全竞争是理想状态。而这就是我们碰到利润问题之处。在平衡为常态的静态经济中，利润无容身之地。有何理由因自己生产、提供产品或服务而向客户收取更多的钱？特别是这种产品已经接近于完全竞争了。比如说，卡尔•马克思（KarlMarx）认为，在收回建造和组织工厂的成本后，企业主无权再侵吞利润。毕竟，劳动者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利润意味着企业主少付了工资。 古典经济学家们只能回应说利润是对承担风险者的报酬或奖励。但这种理论无法在道德上证明当时许多企业家积累的巨额财富的正当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大声疾呼，那是极度的贪婪，是以不正当地损害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富人们能吃多少东西？他们实际需要多少浮华的宫殿？他们在拥有很多锦衣珠宝后，依然剩下大笔款项。这应当分配给努力工作的劳动者，正是他们的汗水创造了这些财富。这就是那种认为财富来自于剥削劳工、克扣工人的理念的由来。 超过一个半世纪以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在重申这种观点。它隐藏在左翼人士所呼吁的“社会正义”背后，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使所有劳动者能够享受“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为何麦当劳（McDonald’s）和沃尔玛（Wal-Mart）对其巨额利润如此贪心？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澄清了利润所扮演的关键性的、完全符合道德的角色。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平衡角色是无稽之谈。他解释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发生在一个不断演化的经济中。正如他描述的那样，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个实体，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的生态系统，亿万人从事着一系列复杂得不可思议的活动和交易。变化和动荡是常态。企业家及其创新并非外在因素，而是经济的核心所在，是增长和进步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熊彼特的世界观中，利润起着绝对关键的作用。利润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做生意的成本；不是不道德的，而是符合道德的。如果没有利润，经济将停滞不前，人们再也无法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创新让现有业务变得过时，从而消灭其资本。想想铁路的兴起给运河的价值、网络给纸媒的价值（去年纽约时报公司将20年前用11亿美元收购的《波士顿环球报》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以及无线技术目前正在对传统的固定电话业务造成了什么后果。资本已经被摧毁。利润不仅得取代已经被摧毁的，也要提供资源为新企业提供资金以及扩展能够生存下去的现有企业。创造新公司和新产业的过程是有危险的，这意味着大量失败。这些实验需要风险资本。我们听到那些成功的例子，但没有听到失败者的成本。 由此看来，要想拥有有活力的经济，利润是必不可少的开支。正如已故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过的：“熊彼特经济学总是提一个问题：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是否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以支付未来的成本、在商业竞争中幸存下来的成本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本？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显然是：如何保持资本积累和生产率以维持快速的技术变革及就业？利润创造带来的压力是冷酷无情的。成功创新者得到的高利润通常不会持久。一个典型案例是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Olsen）于1950年创立的数字设备公司（DEC）。 该公司开创了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微型计算机，这种技术将一支鱼叉射入了当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IBM大型计算机的腹部。DEC自负地说：微型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大型机的75%；成本仅为25%。奥尔森和DEC取得了成功。后来出现了个人电脑，奥尔森对之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给业余爱好者用的小玩意。在许多个人电脑厂商于80年代初破产后，看起来奥尔森的确说对了。但是熊彼特本可告诫他：技术从来不会固步自封。短短数年后，企业家想出了如何将个人电脑联网。最终，DEC等微型电脑公司折戟沉沙。 这里没有什么平衡。今天大获成功，明天就可能进企业垃圾场。（转载：Steve Forbes《利润是繁荣之本》）
(0)如今，人们一提到全球化，似乎觉得它是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每个人都能对此高谈阔论。而我们关于全球化惯常的话语中往往更多地涉及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以及对它们做出的价值评估。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呢？乐于充当时代诊断者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斯洛特戴克以《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一书对该问题做出了“一个优雅的解答”。作者指出，既往的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学和社会学完全垄断话语权的问题和不足；因此，他认为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来重新构建全球化研究的范式。 首先，斯洛特戴克探究了全球化的语源问题。全球化是从地球这个词语经过一系列词形变化派生而来，究其根源，地球是个球体。基于这一思考，斯洛特戴克将全球化问题纳入到了他的“球面学”理论体系中，致力于用球体动机的隐喻来形象地阐释全球化。他指出，“首先人们就应该回忆球体动机的哲学来源”，所谓全球化，究其球体动机的根本，有着三个阶段，同时也是三个按照象征性和技术媒体的不同而处在不同意义层面上的全球化。大航海时代之前，它指的是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思想中测量天的维度是为第一次全球化”，这是古代宇宙学家对于世界结构的一种合理化安排。接下来的就是被称为“大地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不再像古代那样，通过线条以及切线的方法来构建理想的几何体，而是以亲身驾驶船只在海上绕行验证真实球体的地球。这一过程时间上大致可以看作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为止，政治上则可以称为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则是1945年至今，它是一个用更新的媒体实现对作为球体的地球完成绕行的时代，我们可称之为电子全球化时代。 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世界体系的形成”主要钩沉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下篇“大内部”则探讨了世界体系形成后的宏大内部空间及其特点和规律。上篇中，作者巧妙地赋予全球化本来的动作和过程意义，这样便围绕着全球化的主体、方向、方法、工具、思维等方面一一还原了“大地全球化”历史的真相。航海家们作为全球化的主体，使用当时条件下的舰船通过一次次前赴后继的航海历程，最终实现对众多未知地带的探索和开发。航海活动在全球化之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航海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当时的人们对于海洋有着莫名的恐惧，但同时仍然认为地球的主体元素是土地，而非海洋。也就是在航海的过程中，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海洋才是这个地球上占主导的成分。航海家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有所发现，从外部世界带来新的知识，绘制地图，以便下次航海仍然能够找到上次发现的地方。与今天的远行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面对着不可预测的风险。要想在这样的航海活动中坚持下来，就必然要有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念，把航海事业当成使命。而航海家或者说全球化的主体首先要通过自我说服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摆脱种种现实束缚的行动主体。所以，航海活动的持续展开，既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有宗教作为航海团队的一种精神维系力量在起作用。 下篇斯洛特戴克主要探讨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大地全球化”进程基本结束后的世界体系内部空间。同时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大规模投入使用，环绕地球的工具变成了飞机或者电子信号。整个世界开始通过新的媒体和通信工具得以同步化，距离被最大限度地压缩。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关系，高度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同步化了的、物质资料丰富、生活优裕的世界，需要有新的隐喻意象来加以概括。此时，作者又巧妙地使用了俄罗斯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提到的“水晶宫”意象来阐释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作者还将之具体化为一个有着分层结构的娇纵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无论身处于哪个层次，人们的生活都被打上了一种舒适的“减轻负担”的烙印。 在谈及全球化主体的行动时，书中时时都会提及单边主义。“大地全球化”的航海行动中，单边行动是一种必然。斯洛特戴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毫不讳言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他认为，“历史”就是单边主义的成功史，“大地全球化”就是一个单边主义的行动时代，欧洲人非对称性地占领着世界。于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顺理成章的是一个后“历史”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与“大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不同在于，行动不再是纯单边主义行动。过往的时代中，行动者的行为不会带来对称性的后果。殖民者在海外的暴行不会带来负面的后果，相反他们会带着新的知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回归。然而在全球化饱和形态下，各个地方的受害者开始向行动者回馈他们行为的后果。这就给今天的时代打上了后单边主义以及后殖民时代的烙印。殖民还是后殖民，历史还是后历史，其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密集这个拓扑学概念。因为在前密集时代，不密集的分布给单边的行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到了密集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去适应所谓交互式的存在方式。必须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舒适的“水晶宫”中仅生活着地球上四分九洲家园家居互动网之一的人口，剩下的人们还被排挤在骄纵空间之外。如此一来，矛盾、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 总的来说，斯洛特戴克并不是简单地对全球化现象做出好或者坏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面去思索这一世纪命题。他一边文学叙事，一边进行哲学思考，以独特的视角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了颠覆性的创新。（转载：常晅《用哲学思索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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