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理论界围绕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展开了旷世持久的论战。目前为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的挫折，共产国际解体，东欧巨变，目前世界上仅剩下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却大幅扩展，并基本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与联盟。但在现代，随着世界进一步融合，每个国家的发展状态、趋向，大方向又是基本一样的，国家性质的界定越来越被淡化。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不再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划分，无主义化的时代即将到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统称为“和谐社会”。你觉得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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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甚至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那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要搞“市场社会”。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开。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或“市场道德”，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这时，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尽责任!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进入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推动人类进步却充满矛盾的历史阶段，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反而贫乏?道德到底该怎么搞，人有没有底线?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在走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它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容易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缺乏精神层面的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精神缺钙”的现代病。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 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 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转载：叶小文《搞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社会”》）
(0)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并在第二条中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固然极为重要，但现实却没有象样的反响。为此可温故以知新。 一、八十年代的改革全靠思想解放引领 四人帮的垮台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和终结，“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之问。体现当政者意志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已经在历史中定格的“两个凡是”，代表了当政者对中国往何处去的回答：萧规曹随。应当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但是地火在运行。饱受苦难的亿万中国人民要求走出文革魔咒、告别贫穷社会主义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不缺在暗夜中举火前行的勇者。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孤身备笔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是后来定稿时加的）寄到了光明日报社。几乎是同时，中央党校也在胡耀邦关注下组织撰写同类文章。在报社的主持下，两方面人员会合，整合修改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的航舵就此扭转。 这件事情很中国很特色。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篇普通的哲学理论文章，甚至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其发表却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谁都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否定两个凡是，改变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但在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中国，一条政治路线要得以推行须以理论正确为前提，这样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就使得政治路线之争首先表现为哲学原理之争，不但理论家参与，政治家也在其中角力。在8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为改革搏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这就可以理解整个80年代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靠思想解放来引领，也正是因为有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改革才有向前发展的空间。例如农村的大包干，城市经济的告别计划经济、引入市场调节，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承认企业有自身利益，给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雇工经营，引进外资，设立特区，向外商批租土地等等，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思想交锋。由于整个80年代总体上有较好的思想理论环境，所以争论中新见迭出，并能迅速被社会接受转化为改革的物质力量。 二、有巨胆才能挥动 思想解放的如椽大笔 在政治思想领域，旧思想作为正统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新思想往往因触动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而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遭受惩戒。自反右始至文革尤盛，中国有多少人因言获罪，为思想入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正是专制社会的特征，思想是权力的派生物，只有皇上才口含天宪。皇上不言，万夫噤声。但国际歌唱得好：让思想冲破牢笼。凡落后于时代并违逆人心的再正统也是牢笼，破牢而出方为解放。企图让思想戴镣铐起解放之舞那是梦。 幸运的是80年代一大批思想理论工作者不愿再做思想的囚徒，他们义无反顾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聚集。其中既有身居高位的薛暮桥、马洪、杜润生、于光远等领军人物，又有孙冶方、蒋一苇这样的名家，还有众多中青年思想理论工作者在一线攻城拔池。进攻的大部队中还不时跃出舍身爆破旧思想堡垒的理论勇士。这些人的工作，实际上起到了为改革启蒙的作用。 但在中国，思想理论工作者的力量其实是相当薄弱的。真理标准的文章一发表便遭到时任中共副主席汪东兴的责问，一时间泰山压顶。所幸文章得到先是胡耀邦，后是罗瑞卿，最终是邓小平等一批力主革新的重量级政治家的力挺，才最终占了上风。其后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紧密伴随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得到力主革新的党内政治力量的强力支持，这是成功的关键。虽说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这个掌握和转化的过程却不能不是艰巨的斗争。80年代的思想解放，恰恰是革新派政治势力的引领和支持构成了转换枢纽。历史的奇妙和幸运是在于当时力主革新的政治力量恰恰是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废黜的旧臣，这批人正获平反而重拾权柄，他们与新思想的汇合才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才使两个凡是土崩瓦解。新时期仍然迫切需要改革的政治力量与改革思想的汇合。 全民性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鲜明特征。走出文革恶梦之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热盼中国的命运和自身命运的改变。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各种形式的理论讨论会、报告会经常举行，改革开放成为全民日常的话题。理论工作者甚至会走上街头宣传改革，与民众对话。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思想解放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思想需要巨胆。这不是个人英雄之胆，而是历史时代之胆，全党全民之胆。是由思想理论、党心民心、领袖与民众、历史趋势与机遇交汇铸成。有胆才能有识。正因为如此，当局才能面对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坐看云起，闲庭信步。 三、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必将集中于 过民主政治的险关 90年代以后，各届领导虽也一如既往地号召解放思想，但已盛景不再。社会变了。中国已经从穷则思变的社会变成了捞钱暴富的社会。人群已经分化，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权贵利益集团几成人民公敌（但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写得很好。如果80年代中国短缺的是经济，那么今日之中国短缺的是民主。全体人民最想要最渴求的已经不是吃饭穿衣，而是民主。虽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改革成败的关键却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政治建设。当然这也是改革的难点和风险点。 我们可以从庄老甚至孔孟中找到一些好像是民主的言论，但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使得我们的政治文化缺少民主的基因。放眼今日之世界，民主是最强烈的时代精神，民主政体也几乎成为国际社会唯一被认可的合法性政体。已有越来越多并必将更多的国际组织将民主政体列为成员国资格。在这方面，我们虽然自信但却难言先进。极应如决定所言“大踏步赶上时代”。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巨大成就正日益加深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渴求，这是新时期中国最大的共识。这种共识会越来越强，当局虽然知道政治体制改革非搞不可，但对如何搞，能否成功似乎把握不大。 解放思想就要有自信。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这个自信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可能从维稳甚至从舆论管控中来，而只能从人民中来，从解放思想中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样的现在谁也说不好。这不能靠顶层设计，好像也不好摸石头，走群众路线来真的就要敢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能喊思想解放却又怕真的思想解放。执政党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既是引领者，又是受教者。如此方符合学习型政党的本质。 解放思想就不要轻易把国外的成功经验贴上资本主义或者西方模式的标签。以为贴了标签就可以绝缘实为自欺。市场经济不就一直被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吗？要不是改革开放搞了市场经济，说不定早就和前苏联一样了。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其实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搞清楚，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不好说就搞清楚了。自以为清楚未必就真是清楚。如果说我们的国情不同于西方，那我们是一直把自己放在亚非拉里面的。而现在亚非拉无论贫富其政体几乎全部就是一个走向了，对此又怎么说呢？所以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应当是敢于进行制度借鉴和制度学习。 解放思想就要让人说话。你不让说，人家也还是在说。闹不好自己只好装着没看见没听见，这样很被动。 解放思想就不要怕有意见对立。众人之中一定会有对立的甚至是极端的意见，这并不可怕，恰恰说明不收且放的必要。放出来了才能讨论和争论，只要大家守宪守法，讨论争论越充分越能彼此理解。最终应使包容成为社会主流，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获得包容的社会条件稳步推进。如此，险关也许不险。（转载：孙浩《惟解放思想为改革打开一条血路》）
(0)“如果你要理解无形之物，必须仔细观察有形之物。”犹太教法典的编纂者如是说。我们不妨接着推论，如果你要理解“无形的”法律理念，不妨仔细观察“有形的”足球及其规则，因为身体的感官常常可以影响人类的心灵。足球与法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们的探究和思索中，也许存在某些必然或偶然的隐秘关联。 足球是感性的，亦充满力量。感性如斯，力量如斯，无不凸现人类暴力倾向的本性。暴力不仅可以迅速、直接改变既定状态，它还是一种满足自我优越感的路径，因为证明自我的优越并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历来都是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早期人类，暴力是获得认同的主要方式;现代社会，满足人类认可欲望的手段则更加丰富，比如财产、荣耀等，但通过暴力获得别人认可的意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只不过经过改头换面，它以一副新的面庞重新在世人面前活灵活现，一如神秘莫测的幽灵。而足球，正是这种幽灵的附体，是“体育运动的新瓶装进了些许暴力倾向的旧酒”，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体育运动最典型代表的足球，正是人类获得自我优越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因为足球隐含着暴力宣泄的因子，是一种人类自创的“游戏”，所以需要制定齐备而有效的规则予以约束。现代足球的诞生，是规则的催化使然。通过规则，我们知道了凡故意绊摔对方队员者，即应受警告乃至黄牌警告，情节严重者红牌罚下，我们还知道了什么是点球、任意球、球门球、角球等。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规则化的方式，使比赛在平等参与和保证秩序的前提下允许人们为狂热情感所驱使去释放受到压抑的暴力和攻击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规则无异于一部各队公认的国际法典，在这个法律框架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冠军抑或垫底，各队都可以尽情燃放内心的激情和狂野，无所谓对或错，且不论敌或友。 但是，规则终因生活而改变，它不能强迫人们去“依规则生活”，规则设计的目标应该是幸福。足球规则是这样，法律规则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律，是理性的，亦是严酷的，是人类为防止暴力倾向无休止的宣泄而创设的一套规则体系。这套规则虽不完全等同于绿茵场上的规则，但二者之间共性大于个性。如果说足球规则代表的是一种初始的状态，那么法律规则代表的是一种更成熟的阶段，因为它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得以强势。正是有了规则的保驾护航，比赛才得以安然、有序地进行，激情四射、山呼海啸只不过是其表象，其背后勾画的却是一幅静谧、和谐的社会图景，无怪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眼中的世界杯也成了“人类大同的憧憬与影像”。 足球规则和法律规则在基本理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执掌的是球场这一小社会，后者则庇护着整个人类社会，二者约束的范围有所不同，但都归依于缔造一个和谐幸福的人类世界这一终极目标。足球规则，是一种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依赖于人际的约定。法律规则，由国家制定，无可争议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行动准则，但它不是单一的游戏规则，而是融游戏规则、技术规则和道德规则为一体。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曾说过:“除了自然的规则，没有其他规则更能使我们区分善与恶。”无论足球规则，抑或法律规则，终究是人类制定的，适应规则、利用规则、享受规则应当是人类的首要之义，不必过喜，亦不必过悲，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善恶”之分。 (转载：刘金祥《“人类大同”的憧憬与影像》)
(0)进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满怀改造社会的雄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反对垄断、加强政府监管、改革政府、推动民主参与、重建社会和家庭价值。 垄断企业的力量不是太大了吗？那就把它们拆散。于是，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1887年的《跨州商业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等重要法案。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调查大企业是否有价格歧视、互相派遣董事等“不正当行为”。 食品安全、工人劳动权利不是得不到保障吗？那就加强政府监管。受到辛克莱《屠场》一书的影响，食品安全引起高度关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美国农业部随后成立了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即后来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辛克莱说：“我瞄准的是人们的良心，但击中的是人们的胃。”美国各州陆续出台了有关妇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问题的法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民间组织也风起云涌。 政府的贪污和无能不是让人们越来越不满吗？那就改革政府。首先，加快对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在民粹运动时期就已经酝酿的个人所得税终于开始实施，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了政府的收入，也方便了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更加严格，各级政府都必须公开预算。其次，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除了对失业、工伤、妇女等福利项目的支出明显增加之外，政府还破天荒地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对高中教育的投资。过去的高中教育是精英教育，学的是拉丁文课程，培养的是贵族。现在的高中教育开始面向大众，学的是英文课程，这大大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且有效地对新移民的子女进行了“归化教育”。高中课程中有美国历史、社会研究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美国逐渐把新移民融化在“大熔炉”之中。 城市化不是带来了贫民窟吗？那就去帮助他们。很多社会进步人士开始进入贫民窟，建立各种社会服务社。这些社会服务社给社区的穷人提供课程、托儿所、单身妈妈收容站，教育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大力提倡禁酒。在他们看来，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还有个人。这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塑造“新人”的尝试。 如果美国进步运动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实现了，那么，世界历史的进程可能从此改写。尽管进步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不愿意承认，但他们其实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或许只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光芒才能化解资本主义的戾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的竞争白热化的时候。如果美国进步运动一直走得顺利，美国可能会率先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国。试想，如果美国高举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其号召力将远播世界各地。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吗？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进步运动达到了顶峰，随后走向了衰退。很多进步主义者将战争看成一个绝好的机会。正如著名记者李普曼当时所说的，在对外和德国的独裁政权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国内的暴君：科罗拉多的矿山、专制的钢铁行业、我们自己的血汗工厂和贫民窟”。进步主义者希望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并彻底改造美国国民。他们尤其对日益滋生的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恨之入骨。“扒粪”记者雷•贝克（Ray StannardBaker）这样描写他看到的美国公众：“一群群普通人开着汽车在马路上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上万名观众挤在电影院里，要不然就是喝着甜得发腻的饮料、吃着花里胡哨的冰淇淋。他们全都穿得花枝招展!他们全都吃得脑满肠肥!他们全都花得铺张浪费!” 遗憾的是，平庸的美国人民理解不了这样的良苦用心，进步主义者在他们眼里成了越来越令人反感的“事儿妈”。战争时期的征兵、经济管制，甚至对舆论的直接控制，都让美国人暗自担心，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怪兽？战时的军事动员还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出现了罢工运动，1919年爆发了2600次罢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受过军事训练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发生冲突，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结局一次比一次惨烈。对共产主义的“赤色恐惧”也开始出现。比麦肯锡议员兴风作浪还早30年，美国就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症状。可以说“咆哮的20年代”，葬送了进步时代的伟大前程。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还是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我们都能依稀看到进步运动的影子。但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次变革像进步运动一样气势磅礴。像罗斯福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总统，也只是继承了进步运动对市场经济加强调节的衣钵，他根本就没有敢去想如何改造美国人民。像约翰逊这样胆大得近乎鲁莽的总统，也没有吸取进步运动的教训，他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在20世纪60年代再度引发示威游行、罢工和骚乱。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就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完全是拜当年的进步运动所赐，但美国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对改革的恐惧、对政治的冷漠、对政府的怀疑，也是激进的进步运动留下的遗产。（摘自：何帆《一个经济学者的思想远游》）
(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人数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和。继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之后，1965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来，美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据统计，仅1990年到2005年间，美国就新增移民1500万，占全球移民总数的75%；目前美国非法移民人口高达1200万，接近全美总人口的4%，而且还在以年均30万人的速度增加。 美国历史上移民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近些年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逐步放宽。而决定美国移民政策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纬度，美国政府还从价值观、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文化及种族等维度进行考量，导致其对移民的态度在接纳和排斥之间呈现出游移和分歧。 一、支持性考量 总体上看，这方面的考量一方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强调移民对于美国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一方面从现实利益出发，强调移民对于美国的实际意义。 （一）对核心价值观的捍卫。对于支持者来说，“美国梦”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根本所在，支持移民是对“美国梦”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捍卫。《独立宣言》明确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第一批移民到新大陆的开拓者所拥有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同样也属于后来的移民。 对核心价值观的捍卫，是绝大多数公众对移民保持开放包容心态的重要价值基础。实际上，美国1965年移民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了“家庭团聚优先”的移民原则，这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考虑。另外一个基于人权考虑的是难民政策，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量接收难民的主要国家之一。 （二）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是全球人力资源流动的最大受益者。在国际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竞争中，借助移民政策的调整，美国获取了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高端和低端两方面的人力资源，移民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数据表明，移民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训练，比如移民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统计显示，硅谷四分之一的企业是由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创办的。美国的移民政策也以吸引和引进高技术人才为重要目标，而这正是美国在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所在。即便不是高技术人才，一般地说，移民本身也是被挑选的结果。一方面，移民有更强的工作动力，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移民通过创办企业、付出劳动而创造了社会财富，通过消费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移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移民群体，包括非法移民群体，是以青壮年男性为主的，他们是美国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移民一般都会“倾其所有”携带一些资金，美国经济发展也持续受益于移民源源不断地带来的资金资源。 （三）促进了文化多元化和种族多样性。移民带来的不仅是有形的资源，还有不同的语言、思想观念及种族、宗教等。美国得益于欧洲的最大之处就是移民人口及其文化，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则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和种族的多样性。没有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融合，就没有目前美国的文化和种族。支持者指出，社会需要创新，就像有机体需要从外部获得营养才能生长和繁荣一样，源源不断的移民带来和促进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和种族的多样性，既造就了美国人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先天优势，也恰恰是美国社会的生命力、活力所在。 二、反对性考量 （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移民问题也被视为影响非传统安全的世界性难题。移民反对者忧虑的国家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土、主权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移民聚居地。非法移民主要是经由两个途径而来。第一是非法入境。经由这种途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约占非法移民总数的60%，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法逾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入境的。第二是持旅游、工作、学习等临时签证合法入境、非法滞留。经由这种途径成为非法移民的约占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的40%。二是种族构成、文化传统和国家认同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这是美国精英阶层对移民问题的最大忧虑，是关涉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统计显示，2010年拉美西班牙裔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6%，已取代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据估计，到2050年，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52%，而拉美西班牙裔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美国的人口及种族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汹涌的移民大潮，国家安全问题日益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心腹之患，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客认为美国“正处于危险中”，呼吁保持美国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绝对优势。 （二）对经济发展秩序可能带来破坏。移民反对者认为，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从以下几个方面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第一，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说，是移民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第二，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加剧了失业问题。研究发现，移民人口的增加与就业率的下降呈正相关。特别是大批非法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以低薪酬和高强度的劳动抢走了下层民众的工作机会，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第三，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低端移民低成本的劳动，妨碍了机器生产和技术进步，并将经济转向一种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影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总体水平的提升，阻碍了经济发展。 （三）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挤占。反对者认为，移民挤占了社会福利等公共资源，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剧了社会贫困。数据显示，60%以上的公众认为非法移民享用了与他们自身贡献不相符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其中学校教育是最大的一块。继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议案187》从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后，克林顿政府1996年颁布的《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不仅限制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同时也对合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服务进行限制，就是这一情绪的反映。另外，非法移民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化。据2007年统计结果，有21%的非法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分之一的非法移民子女生活在贫困状态，大大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贫困化程度。 （四）对法律尊严的践踏。不少美国人认为，移民的非法入境或非法滞留，是对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原则的践踏。事实上，非法移民恶化了社会治安，增加了社会犯罪，加大了司法成本。近年来，联邦政府在边境防控方面的开支大幅度持续增加。边境保护和移民与海关执法两方面的财政支出，2002年为74.6亿美元，2007年达到120亿美元，到2009、2010年攀升至170多亿美元。另外，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遣返非法移民的人数也逐年增长。2007年遣返近30万非法移民；2010年遣返近40万非法移民，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70%是墨西哥人；2011年、2012年遣返的非法移民人数与2010年持平。仅2012年4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次突袭行动中，就逮捕了3000多名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这也是该机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突袭行动。 透过表面上的分歧与争执，应当看到，美国移民问题既是社会和文化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和利益问题。美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与妥协的结果。（转载：朱岚《美国移民政策背后的考量》）
(0)气正，则民安;风清，则吏廉。我认为唯有“三讲四要”，方能是非分明，激浊扬清。 讲党性。要坚定信仰，听党指挥，坚定三个自信，牢记自己的身份——共产党员，牢记自己的职责——为党工作。 讲职业道德。近年来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我们检察队伍职业道德的状况对社会有着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心中恒有职业道德，办理案件就会精益求精，对当事人就不会生硬横推，就不会贪权弄权。 讲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把握工作决策和导向的正确性。管理要靠学习去加强，业务要靠学习去促进。读书不仅可以长知识，潜移默化中还能养气、养心。一个人应该要多点书卷气，少点烟酒味。 要有争先创优的意识。部队讲的是战斗力，早几秒上去占领山头就有胜利的可能，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想方设法挖掘潜力，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先进落后一个样。 要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单位就像是一棵大树，我们就是树上的叶子。一定要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单位的形象。 要有廉洁自律的操守。要知道一个“怕”字。现在群众监督意识强了，人人都是“照相机”，必须要守得住社会交往底线，耐得住寂寞，违规、违法、涉及底线的事坚决不能办。 要有平和的心态。幸福是一种感觉。人活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个人机遇不同，成长环境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有些事不是个人能够左右了的。要有个好心态，不然的话，别人升官你生气，别人发财你发火，最后别人过得幸幸福福，你却得了癌症，这样的人生不值。（转载：刘新年《多点书卷气，少点烟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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