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发挥主要作用，同时政府部门也在主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特点是在宏观上各种所有制资本都占显著比重，不仅仅有国企、私企、还有外企和股企（上市公司），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短期与长期发展的平衡、活力与稳定的平衡；在微观上各种所有制资本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提升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构成中国特色混合经济。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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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完全是一个中国命题，国际上没有人这么分的。国际上没有分民营的和非民营的。 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当然，总体上来说，民营企业分布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居多，可他们毕竟分布很广。 但是，如果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一定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一定是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我们国家走到今天，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存在着民营企业和国企的二元结构体制。这个在国际上是没有。 民营企业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现在，民营企业在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创收的贡献，都占了很大的比例。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产品：就是民营企业的产生、壮大和发展。 相反，国企则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遗产。那个时候，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时候的工厂都是计划体制下的一个生产单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国企存留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什么，这个一直有争论。 我们也曾经历过国退民进的时代，也经历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代。那么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产业的制高点，依然有庞大的资产。尽管效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吸纳资金的力量和能力，资源配置中占的地位，都比民企有明显优势。 对于国企，我们提出过一些概念，比如国计民生，比如国家战略。我想是不是有必要在这些大的概念下，来重新梳理国企。 在各种重要的政策和文件中，都明确地讲了：对国企和民企要一视同仁，两个毫不动摇。
(0)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后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在于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公司治理改革。改革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论，因一点重要，就否定其他。这里的一个很大误区就是：肯定一点，否定其他。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事物也是如此，制度也是如此，难道就要因为不完美就全盘否定吗？其实，国企、民企、外企，在改革开放的成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0)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一般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挖掘必要条件努力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相关，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要素不致流失，特别是把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欢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创造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
(0)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0)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可以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即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说是半壁江山毫不为过。 但回顾四十年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史，有一个问题一直含糊其辞，那就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与其地位。谈起改革开放，很多人更喜欢 20 世纪 90 年代，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也是中国面向世界、快速腾飞的年代。但 2 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人民需要利益驱动，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而非冲突。邓公不是早知三年的神人、也不是擘画蓝图的圣君。改革开放之初无非就是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但作为“逼”、“摸”、“放”的产物，民营企业从诞生伊始，身份就有些尴尬。 秉承实用主义的邓小平，为了解决农民就业，解决知青进城，保证社会稳定，在体制上略微开了个口子，因此才出现了民营经济。但这些做法只解决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赋予了民营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但骨子里面是把民营企业当成是权宜之计，当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补充力量，在很多意识形态至上的人眼中，没文化、没素质、有点钱就吃喝嫖赌的街头小贩年广久，就是民营企业的典型象征。即使花了很大力气破除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依旧有不少人从骨子里面看不起、看不上民营企业。 但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的洪流一旦放开，浩浩汤汤，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次次令人跌破眼镜。在“三个代表”的表述中，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权宜之计变成了顺水推舟。但问题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反复强调民营企业保就业、稳增长之类的作用，只讲其存在的必要性，绝口不提其发展的必然性。 过去高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十年，催生出了很多巨无霸国企，就像很多银行和政府的官员所说，“跟国企的人打交道不发怵，没政治风险，他们贷了几百亿还不上也没关系”。同时这样的事从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资平台，俯拾皆是，官商关系微妙异常，毕竟花钱谁不会花，表面上看起来，国有企业一路高歌，无往不利，民营企业左支右拙，狼奔豕突。 在这种环境下，尤其是去年极左思潮再度出现，民营企业离场论、公私合营改造论等频频出现，好像容忍民企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民企是伟大的理想。歪风邪气之盛，导致总书记都不得不出来召开座谈会，给民营企业打气。 但仔细想想，民营企业真的需要谁来加持、点头、定调、默认吗？天下没有神仙和救世主，只有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超前或滞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促进或遏制，意识对存在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都会深刻的改变世界，民企的未来究竟在何方？无非是事在人为罢了。 今年的两会，成果就是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3.0 版本，40 年来，我国出台了几次外商投资法，这次外商投资法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它至少讲三个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身份平等，连外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作为民企跟外商一视同仁，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所以伴随特朗普的发难，整个倒逼机制的运转，对于中国来说，可能真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了。
(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企发挥了巨大作用，平顺经济主要依靠国企的力量，国企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经济体调节经济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财政，二是货币。而中国有三种手段，除了财政、货币，还有国企。因此，得益于国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当下，舆论也在讨论民企的发展，其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重要的都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需要完善的规制、法治的环境。并不是说，民企发展困难了，给民企多点融资扶持就可以了。现在重视营商环境就是在往这个方面努力。 至于国企，其实中国也出台了不少改革方案，比如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能与民争利。对于国企来说，要在该去的领域（自然垄断、公共服务等）发展，应该理顺国企的发展空间，并推进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现在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基本形成，关键在于执行。
(0)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的勃发，出现大量的用工缺口，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撕开了一道口子。1984年，中央废除《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允许农民自理资金和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当年就有二千万人进城。从90年代起，进城务工、经商的人群连年攀升。如今，这一数字已高达2.8亿。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吃饱了饭，那么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开始让数亿家庭摆脱贫困，也为底层打开一个上升通道，中国社会缓慢的向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保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他们功不可没。
(2)中国经济的增长究竟是由哪些因素驱动？乔治·吉尔斯说过，经济增长的原因很简单，让有创造力的人有钱；经济停滞的原因也很简单，剥夺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财富。 我们看到，中国私营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私营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个结果。我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本质上是以下两个要素的化学反应： 第一个要素：中国人的勤奋、聪明、实用主义以及对财富的渴求。 你想一想，在全世界，几乎不存在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并对财富有如此巨大渴求的国家。大量的中国人认同人生应当勤奋工作、努力挣钱，这是东亚人，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普遍认同的观念，而其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这种特点。 第二个要素：体制改革与第一条产生了的化学反应。 中国长期拥有各种资源的优势，包括人口红利、土地资源，以及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经营成本的低估，早就可以加入到国际产业分工当中去。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不行。这说明增长并不来自于我们所谓的被低估的各种资源要素，而是由于一种重要的「化学元素」的缺失，这个「化学元素」就是人和体制的化学反应，而不是人口红利。 用加入国际产业分工、土地资源、低环境保护、低劳工保护等原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太过简单，在八十年代之前这些东西都有，东南亚、南亚、非洲也不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原因在于，八十年代之后在体制上我们停止了瞎折腾，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们和东亚的日本、韩国一样聪明勤奋喜爱积累财富，许多国家并没有这两个要素产生化学反应。既然这两个要素没有消失，那么化学反应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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