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兰州一名大学生见义勇为帮同校女生赶走小偷不料被捅三刀，现在住进医院却等不到当事者的作证。诸如此类好人未好报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好心人出手相救却遭遇生命危险，扶老人却被诬陷，解救了受害者却让自己遭殃，更重要的是遭遇危险时，受害者和其他路人都是冷眼旁观，毫无动摇。人们总抱怨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好人太少，坏人太多，然而当好人勇敢伸出援手的时候，你又在哪里？道德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奢侈品，买不起用不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和尊重之桥逐渐崩塌，社会的和谐之路更是任重而道远。道德成了奢侈品，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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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道德缺失的现象穷出不绝，“封口费“成为行业的潜规则,老人摔倒不敢扶,黑心产品,毒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案例,毒胶囊案例,地沟油等等案例不胜枚举。我们需要弥补的不是高尚，不是伟大，而是遵守基本道德，遵守基本的规范。
(0)外出旅游的人多了，但乱刻乱画、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也多了；乘坐飞机的人多了，但霸机闹事、任性乱为等不文明乘客也多了；开车自驾的人多了，但野蛮驾驶、强行插队等不文明行为也多了……很多人都把这些不文明现象归结于当事人的道德缺失、素质低下、修养不够。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素质问题，也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滞后”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引起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但二者变迁速度并不一样，前者较快而后者较慢。一般来说，社会文化的变迁总是先从科技、经济等器物层面开始，然后是法律、规则等制度层面，最后才是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这种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脱节的社会现象，被称为文化滞后，在社会变迁中常常不可避免。
(0)好人能否有好报，关系到价值取向。让更多好人涌现出来，同样需要制度的深层关切。比如，通过设立“温暖好人”激励救助基金，可以实现精神嘉奖、生活关心、工作帮助的全方位扶持；通过制定政策，对“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中国好人”“身边好人典型”，从教育、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补助。只有让好人有好报、好人受尊敬，社会才不会陷入“好人困境”。文化在道德建设中能起到“春风化雨”的重要作用。建设和弘扬“好人文化”，让“好人精神”直抵人心，才能塑造全社会向善的社会风气，真正凝聚温暖力量。当“好人文化”能够感染每一个人，那么，“好人”就不再会是“盆景”，而会成为最美的“风景”。
(0)毕业季到了,城市将进入迎来送往的“换血”时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是8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我去银行缴费。刚进银行,便听到几个人在争执。 柜台外,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村妇女。她个头矮小,脸色黝黑。衣着简单,虽干净利落,但也绝不是城里人的装扮。她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双肩包。 听口音,是南方人。尽管她已经很努力地放慢速度说普通话,但还是有个别词句让人听不明白。她对银行柜员的陈述大约是,从老家来送孩子上大学,送完孩子,到火车站买回程票的时候发现,身上的钱不够了。 银行里有不少人,大家都在竖着耳朵听农妇的诉说。她费劲地跟柜员解释自己的困境,并提议说,能不能借电话用一下,让老家的姐姐汇点钱到银行,这样她可以直接取出来,回火车站买车票。 玻璃橱窗那头的柜员倒是耐心,听农妇讲完,也略显无奈地跟她说:您没有我们这儿的银行卡,没带身份证,您让亲戚把钱汇到哪儿? 反复交涉之中,农妇看到筹钱无望,着急地抹起了眼泪。嘴里的话也越来越不清楚,反复絮叨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银行里的人偷偷议论着,有人抱以同情之心,多数认为这是农妇拙劣的骗术。但即使这样,农妇也没有转向其他人乞要什么。 我走上前去,询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农妇哭着说,把孩子送到学校,临走的时候,自己留足了火车票钱,把剩下的现金都给了孩子。 “来的时候,火车票是240块钱。我就留了240。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回去的车票是284……”农妇扳着手指头给我算账,嘴里叨咕着像是课本里的祥林嫂。 “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啊,为什么不回学校去管他要钱?”我顺着她的逻辑提问,其实自己也想探一探,她到底是不是个骗子。 农妇结巴了起来,小心地对我说:“给孩子也没留多少钱,再回去管他要,他该担心我了。” 这个矮小的农村女人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分量,却一字一字捶打在我的心上。 那一刻,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同样的一幕。同样是8月下旬,父亲送我来北京读书。在安顿好我的宿舍之后,为了省一晚住宿钱,父亲决定连夜返回老家。 我送父亲到学校门口。他转身从衣兜里把所有的钱掏了出来,然后抽出一张百元的票子,把剩下的全都塞在我手里:“反正火车票买好了,我路上这100块足够了。” 其实,父亲已经给我留够了一学期的生活费。但在分别的瞬间,他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想要给女儿再增加一些保障。 父亲招来一辆面的,头也不回地上车走了,我只看到他从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挥了挥。后来父亲在寄给我的家书中写道,一路上他都是泪流满面,毕竟小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不过,那100块钱足够用,你放心吧。”父亲没有忘记在信里安慰我。 那时,北京到青岛的火车要十三四个小时。除去打车的费用,父亲哪里有钱在火车上买饭?想必是凑合吃了一顿方便面挨到了家里。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悔恨自己那时也太过不懂事了。 就是这一幕,让我坚信农妇的话不是在骗人。我连忙问她,那你现在还缺多少钱? 农妇打开自己的背包,从几件衣服里翻出有些皱褶的钞票。她急于澄清自己一般,在我面前清点着。“看,240,就是240。” 三伏天,她一文未动,竟是从火车站走到了银行。我从钱包里拿出100块钱,递给她。“您坐公交车回火车站吧,还有两站路呢。赶紧买票回家,别误了车。” 农妇惊呆了,一个劲儿地说,太多了,再有44块就够了。她甚至想跪下致谢,但被我扶住了。“小妹妹,你要不给我留个地址吧,我到家把钱还给你。” 我摇摇头拒绝了她。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就像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小事一样。（转载：贺萌《一件小事》）
(0)现代大都市人，每天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森林中穿行，头顶上无时无刻不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在你身上凭空制造一场无妄之灾。 随着城市化高歌猛进，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已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本背景，而一个意外的副产品也随之而来，即高空坠物。形形色色的“高空杀手”，无法确定，不可掌控，突如其来，闪击人命，对公共安全构成日常而重大的威胁。 日前，深圳又添两例因高空坠物而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7月22日下午6点时分，家住罗湖区草埔马山路马山一区的汤阿婆带着小孙子正在小区里散步，被从天而降的钢管砸中头部，顿时血流如注；无独有偶，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梅林经营桶装水专卖店的蔡先生也突遭飞来横祸，被一块从高处坠下的玻璃砸中背部，左小腿也被碎裂的玻璃划伤。 汤阿婆的厄运，初步认定是楼上一根钢管掉落；而蔡先生的不幸，则是因为楼上安装空调，共振引起玻璃脱落。 或许可以说，汤阿婆和蔡先生，真是倒霉透顶。但显然，如果将悲剧全部归咎于个人运气，则不免显得轻浮又冷酷。事实上，在现代大都市中行走，被高空坠物击中的可能性，已经不能被当作是一种万中无一的“小概率事件”。目前还没有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的翔实统计数据，但想必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城市的体积日渐庞大，高度亦日益延展，生活在高空城市之中，高空坠物的概率呈直线上升趋势，隐患源可谓五花八门，诸如花盆、瓷砖、玻璃、广告牌、空调、易拉罐、果皮、晾衣竿以及其他各类无法想象的物什。 物理学实验表明，一个200克的苹果从25楼落下，其杀伤性相当于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以1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你冲来；一个花盆如果从10楼坠下，杀伤力堪比枪击；哪怕是一块西瓜皮，从25楼落下，也足以致人死命。问题是如此之严重，伤害是如此之骇人，但目前我们对高空坠物的监管仍显苍白羸弱。 我国“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中，对高空坠物作了零星规定，主要是对侵权责任的“集体归责”，也即在无法确定具体责任人的时候，对整栋建筑物的业主或持有人进行“无过错归责”，以确保被侵害人的正当权益得到伸张。 但整体来看，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与高空坠物情势的严重性不成比例。无论是对道德层面的高空抛物，还是对自然原因引发的高空坠物，既有的法律法规都严重缺乏覆盖性与节制力，暴露出城市治理的致命短板。 为今之计，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阙如的情况下，地方层面尤其是像深圳这样具有立法权的特大型城市，理当在高空坠物的立法方面作出积极探索，从建筑物的设计、施工，到日常监管、事故责任认定、法律处置等层面，作出严密的体系性规定；同时，对蓄意或者习惯性的高空抛物现象，亦应严加处置，塑造良性导向，最终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以法治解除高空危机，让每一个城市人都享有免予恐惧和被伤害的权利，我们必须起而行之。（转载：不要让高空坠物成为偷袭生命的杀手）
(0)我们曾经历过信任和信心渐失的年代：当善良的救助之手反被无情讹诈之时，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当地沟油、毒奶粉、残留农药泛滥之时，我们对食品安全失去信心；当萝卜招聘、暴力拆迁、权钱交易频现之时，我们对公平正义失去信心。此时，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戒备，对产品更多的是怀疑，对公共部门更多的是质疑，对社会更多的是抱怨。 缘何我们失去了信心？ 道德建设滞后导致信心渐失。不可否认，30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下，我们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道德建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逐渐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见利忘义。个人追求利益，并且希望在短期内迅速暴富以吸引他人刮目相看的眼神；企业追求利益，只顾最大限度攫取利润而没有顾及产品质量以及环境污染。个人与企业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对于是否有违社会公德或违法并没有太多考虑，30多年间，我们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巨变，品质、道德、操守、奉献不再是赢得尊敬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财富，仿佛只有财富才能代表成功，才能赢得尊敬。于是乎只要有利于己，即使违背良心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做，而我们的道德、法律并没有及时予以谴责或制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行为的蔓延，日积月累的道德滑坡导致信心渐失。 社会各阶层普遍缺乏敬业精神导致信心渐失。媒体不断曝出的负面新闻潜移默化地向公众传递一种信息：教师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医生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商人不以打造诚信企业为己任，官员不以为民谋利为己任……而是极力寻求自己职业范围能够触及到的不当利益。于是乎我们总担心学生在学校受到侵害，病人在医院得不到尽心医治，我们也总在担心买到哪家无良商家的产品，担心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总之，我们有太多的担心。显然，在这个从业而不敬业的时代，社会各阶层之间普遍缺乏信任与信心。 公信力缺失导致公众对公共部门渐失信心。公共部门的报道一片和谐而民众的切身感受却是矛盾突出；官员被举报刚辟谣却又被证实是事实；公开招聘公示不久却被发现是裙带关系入围；无辜入狱数载却发现真凶另有其人。官方态度与民间看法在诸多方面总是大相径庭，官方本是立信于民、取信于民的公共部门，却在屡屡失言中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民间即使以讹传讹，民众仍是深信不疑，细品之下，不可否认，我们的公共部门许多做法欠妥，总因维护个体利益或集团利益而置民意于不顾，将与生俱来的公信力拱手相让。 信心是相信、信任的凝结，当我们不再相信、信任某人、某事、某部门时，自然也就对其失去了信心。对某一个产品失去信心，重创的必定是整个行业；对公共部门失去信心，重创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本国产品失去信心，还可以选择进口产品。对国人和公共部门失去了信心，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既然没有选择，我们只能重拾信心。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坚定的信心做支撑。发展离不开信心，发展更需要坚定的信心，信心是凝心聚力的纽带，信心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动力，信心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我们必须重塑信心。 重塑信心，需要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每个公民都应具有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要以感恩之心对待他人的善举，不要因为一己之利而使他人的友善受到伤害。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自己的职业，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全社会做表率，而不让自私自利行为在全社会蔓延。全社会也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财富不是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道德楷模、科学贡献、伸张正义、为民服务同样值得尊敬。 重塑信心，需要打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毋庸置疑，企业存在的根本是追求利益，但追求利益不能建立在偷工减料、制假售假的基础上，更不能因短期利益而置社会责任于罔顾，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企业欲实现长远发展，必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以良心品质接受消费者的检阅。中国传统的义字当头、以信为本的企业文化应该得到弘扬，而不能在利益驱使下遗失殆尽。完善的市场秩序也要建立起来，契约约束企业行为，法律规范市场秩序。诚信经营的企业立于市场，蝇营狗苟之流淘汰出局。 重塑信心，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公共部门的职能是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做出公正的评判，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一言一行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公共部门万不可因集团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做出明显有失公允之事，更不要肆意践踏民众的信任。当民众对公共部门失去信心，难免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行事，聚众上访、暴力冲突成为解决诉求的渠道，这就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时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甚至采取过激行为，而这不免殃及无辜，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公共部门多一份公平、公正，公众便多一份信任、信心，社会便多一份和谐、稳定。（转载：孙剑《发展需要重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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