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别于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之一。对于西方民主，一些人仍然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如认为我们虽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体，但是在政体层面，也就是在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上，可以学习西方，比如实行议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然而事实证明，在政体层面，我们同样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因为西方民主本身也并非只有一个模式，西方各个国家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的政权组织形式，如美国是总统制，意大利是议会制，瑞士是委员制，等等。既然属于同类国体的各国之间都不可能照搬照抄，那么中国又怎么可能照搬西方某个国家的民主形式呢？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民主，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正如不存在抽象的“水果”一样，离开了具体的苹果、梨子等等，没有人知道“水果”是什么样的。
那么，“民主”是怎样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跨越呢？是借助某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而政治协商的基本要义，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涵。所谓协商民主，其本质特征就是协商，通过协商去体现民主，通过协商去实践民主。协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是求同存异，凝聚共识。
一、协商民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模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它始终有着不竭的生命力，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协商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根据这些目标任务的不同，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具体内容和工作重点也有所不同。认清环境，明确目标，准确定位，是协商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在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也就是后来的统一战线。为了真正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坚持在政权领导班子的构成上，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同时让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正是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与各民主党派第一代领导人建立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种进步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群策群力，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统一战线成为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而这一法宝的灵魂正是协商民主。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加深了沟通和理解，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这一时期，协商民主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敌我矛盾和对敌斗争，其工作的着力点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协商的对象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巩固新生政权，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协商民主的工作重心也由组织对敌斗争转变为主要在人民内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尽快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努力。
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是一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重申，在建设时期，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定位和任务，并以这一定位为基础，开启了制度化建设的历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它为协商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保证。
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建设速度惊人。1949年到1952年的恢复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4%，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4.8%。50年代末，已初步实现了陆军武器装备的国产化和制式化。60年代，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70年代，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也是在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取得，协商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协商民主在继续搞好多党合作的同时，工作范围开始扩大，在协调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港澳台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政治协商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承担了政治协商的主要任务。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是，改革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改革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又会产生，又要通过新一轮深化改革去解决。在改革中前进，在前进中改革，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由于不同阶段影响发展的问题不同，每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和内容也有所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把改革从局部推向了全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跟以往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可以说是改革的升级版，其改革的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与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相对应，党对协商民主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即，“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新要求突出了一个“全”字，不是某个局部、某个领域，而是全覆盖。“全”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全”体现的正是协商民主新的时代内涵，它指明了协商民主在新时期发展的目标和路径。
这一时期协商民主所面对的环境，既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甚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如城乡差距和居民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社会治安和司法等领域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但同时也需要通过协商民主来加以配合。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协商民主，来为改革目标的实现建言献策、协调关系；畅通渠道、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通过协商民主，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任何一个伟大国家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只靠单一力量和单一形式。目标越宏伟，越需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越离不开协商民主这个宝贵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条件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多种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以及多个社会阶层。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新的利益诉求。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为得到几斤粮票和几尺布票而高兴不已，曾几何时，今天已变成了为体重超标、为食品安全、为买不起大房而烦恼；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还在为自行车、缝纫机等传统的“四大件”奔忙，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为拥有洗衣机、电冰箱等“新四大件”而心满意足，曾几何时，今天已变成了为买车摇不到号、抬头看不到天、商品避不开假而抱怨。改革开放在带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使群众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有时再大再难的事情，只要政府一声令下，百姓坚决服从，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也不去计较。而今天，许多事情变得难以推行，有时甚至矛盾激化，小事变大，直到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在利益多元化，群众诉求多样化的同时，群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以及主人翁意识也在提高，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批评建议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追求，而公平正义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人们的身份地位、思想认识等的不同，对公平正义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
除了这些改革攻坚阶段特有的现象和问题之外，在传统的民主协商领域，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港澳台关系以及多党派格局内部，也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所有这些，都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凸显了开展协商民主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协商民主的工作难度。
二、协商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了完成新时期赋予协商民主的重要而艰巨的使命，协商民主本身也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目标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西方媒体惯于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以所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来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昭示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它与古今中外各种民主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协商政治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形式。从秦汉时代起，就建立了一种上下沟通的政治渠道，叫做“上封事”。还形成了一种御前会议的形式，由皇帝主持，高官重臣参加，就国家大事进行讨论。与御前会议配套的还有宰相决策会议、百官决策会议等等，都是根据皇帝旨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协商，形成统一意见后供皇帝决策参考。这些协商形式以后历朝历代一直沿用下来，只是在名称或做法等细节上有所调整。
历史上还流传下来许多关于协商政治的故事。如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一统天下，功莫大焉，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称号。于是他召集高官会议，与众臣“议帝号”，根据众臣的意见，最后定为“皇帝”。皇帝称呼由此而始。
唐朝的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意见箱，广泛收集意见。中唐以后，皇帝决定军国大事时，一定要召集翰林学士商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宋朝时，宋神宗要搞改革，起用了改革派官员王安石，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宋神宗把有关代表人物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发表意见。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变？”反对派代表人物文彦博立即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最后宋神宗中止了改革。
宋朝改革失败的事例最典型地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历史上不乏协商政治的形式；二是这种协商政治并不是为普通百姓的，不管百姓愿意不愿意，只要封建统治阶级不高兴的事就做不成。可见历史上的协商政治与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当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否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比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优越呢？表面上看，西方民主似乎真有几分重视民意的样子。以日本为例，日本搞的是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民主，其着力点在于，各党派或利益团体都要千方百计保证自己推举的候选人能够当选。每当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时，为争取当选，各政党都使出浑身解数，为本党候选人拉票。每个议员身后都结成了一个拥有庞大会员的集票组织——“后援会”。为了通过后援会保持与本选区的联系，每个议员每周至少要同一二百名后援会会员和支持者喝酒吃饭，联络感情。在节庆等特殊的日子，更是一天里就要同三五百选民喝酒应酬。每到周末，这些议员就要离开东京，利用两天的休息日赶回自己的选区巩固选举地盘。他们或是听取后援会干部介绍情况，或是亲自去了解当地选民的种种利益诉求，从架桥铺路、设施建设，到子女入学、就业，甚至选民的婚丧嫁娶、交通事故处理以及文体娱乐活动，无不在议员关心的视野之内。这些人之所以肯如此费心费力，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选民，而是为了选票，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当选。当选后作为利益交换，这些议员就会在国会极力为本地区本党派本利益集团争取各种支持。因此这种议会选举说穿了只是党派之争和利益集团之争，至于它标榜的什么“代表国民行使权力”，不过是竞选中为了拉票而打出的一个幌子。
与古今中外的各种民主形式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在性质上是为了人民的，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在形式与实质的高度统一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人民群众本身就是利益表达的主体，群众通过协商民主发表意见和建议，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协商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的知情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协商民主通过全社会参与协商的这一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从性质上把人民民主的含义诠释得更加透彻、更加明确，而且在程度上也显示出西方民主无法相比的优势和特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人民性通过改革的具体路径，即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而落到了实处。
所谓广泛，是指横向拓展。即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协商领域。从改革领域来说，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从地域来说，它涵盖城市和乡村；从社会成员来说，它包括各种职业、团体、民主党派、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凡是有人民群众的地方，凡是要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地方，都是协商民主大有作为之地。
所谓多层，是指纵向拓展。即上面所提到的一切领域、地区、人群，都不是平面的、单一层级的，而是立体的，包括从上到下的各级各层。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领导到普通百姓，都是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
通过这种广泛性和多层次改革，使协商民主从纵横两个方面实现了全覆盖。
同时，协商渠道也大为增加。除了专门的协商机构——人民政协之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等，也都结合各自的职能定位，开展党派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等，使协商民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谓制度化，是协商民主改革的又一个亮点。要使协商民主真正具有长效性、可持续性，就必须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就像选举民主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刚性的民主形式一样。通过制度化建设，使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和多层化得以保证，使协商民主不至于流于形式，不至于变成一种想用就用、不想用也可以不用的随意性工具。
与制度化改革相配套的，还有程序化和规范化，它是制度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健全工作机制，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是协商民主能够全过程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在协商民主的每个关键环节上都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规定。比如在决策环节，可以考虑在各级决策层和具体决策机构、决策部门，设置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决策必备的咨询组织。各级各类咨询委员会的构成既要有专家学者，也要有各行业、各领域的代表。咨询委员会要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换届，以保证较高的议政能力和咨询质量。咨询委员会的审议应成为决策前必走的一个程序。
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基层。基层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在基层开展民主协商是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的重要标志。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实效。要检验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果，不仅仅要看制定了多少条文，也不仅仅要看是否按照这些条文规定通知了群众参加各种例会，关键是要看埋藏的社会隐患是否得到了及时的发现和化解；群众中比较重要的利益诉求是否能为政府有关部门所了解；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决策是否都能够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总之，基层协商民主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建立协商成果和民情民意能够及时上达的有效机制。这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是保证协商于决策实施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具体做法可以和政协制度的改革完善结合起来。
随着协商民主内涵外延的不断扩大、地位作用的不断提升，协商渠道和机构的不断增多，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也遇到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既然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但又不是唯一渠道，那么它与其它渠道之间是什么关系？既然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但又不是唯一机构，那么它与其它协商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协商民主全面发展的今天，政协的作用是否会相应减弱呢？答案是：不仅不能减弱，还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将通过自身的深入改革与完善，更好地发挥其在协商民主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将以其自身先行一步的制度化、专业性优势，在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改革进程中，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在协商民主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可以积极探索发挥新的更大作用的空间，比如，在协商民主多种渠道各自开展协商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各渠道之间交叉协商的新机制，发挥政协专长的协调作用，在不同协商渠道之间搭建纵横交错的沟通桥梁。协调同一层级的不同协商主体，以及不同层级的各个协商主体，围绕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与沟通。再如，把政协的协商重心进一步下移，建立一个下情上达的直通车，把基层民主的协商成果通过政协这个直通车及时反映上来。
各级政协组织的各类协商会议机制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相关事项的协商可以邀请甚至必须保证有基层的代表性人员参加，例如粮价问题、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等，不仅要听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农民的意见。社会治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不仅要有关部门参加，而且要有小区保安、社区民警以至普通司法人员参加发表意见。
跨机构跨部门的对口协商、专题协商可以由各级政协出面组织，并且逐渐加以规范化、机制化。
另外，全国政协的双周协商会机制在议题的选定上，除了以国内问题为主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对外政策和国际问题领域，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协的传统优势，在国家外交决策与对外交往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三、协商民主向外交领域的延伸
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合作的、共赢的发展，已经成为治国理政，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正因为如此，协商民主的思想精髓与实践经验不仅在国内事务的决策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在我国对外交往与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也同样发挥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巨大作用。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度也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既表现出关注与期待，也充满了疑虑和猜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世界的不安宁越来越成为人们担心的现实问题。国际社会的新老矛盾交织，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各种类型的地区冲突、局部战争、颜色革命、暴力恐怖事件，以及领土争端、能源大战、地区安全威胁等等，每天都在撞击着人们的神经。有人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解释成文明的冲突，有人说是霸权主义的恶果，也有人说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的争夺。
为了应对严峻的国际局势，有的国家在抢购军火，搞军备竞赛；有的国家搞军事威慑，兵临城下；有的国家以强凌弱，搞强权政治；更有甚者，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千方百计搞围堵封杀。所有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的战略定力，检验着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以什么态度去面对世界，用什么办法去处理国际争端，采取什么行动去回应世界的期待与疑虑，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
在国际社会关注的目光中，中国坚定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态度鲜明地呼吁国际社会，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以政治解决代替武力冲突。冲突各方要通过协商对话来加强沟通理解。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合作共赢。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国之间应增强战略互信，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有效管控矛盾，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中美两国应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应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国努力以自己的实践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驳斥中国威胁论的无稽之谈。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创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十多个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对待中日关系，中国同样采取加强沟通对话的做法，与日本通过对话达成四点共识，为进一步解决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创造了条件。
对南海问题，中国力主通过双边对话的方式解决相关的领土争端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竭尽全力。
对于严重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朝鲜核问题，中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立场，积极推动构筑了六方会谈这样一个对话平台，并召开多次会议进行磋商。解决朝核问题的曲折过程已经充分证明，六方会谈机制是建立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一种有益探索；相关大国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坐下来集体磋商，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这才是缓和局势、化解矛盾的最好办法。
对于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中国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行为。另一方面，中国把反恐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中国强调，世界上各种文明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应该相互包容、交流和借鉴。坚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和平发展，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强调暴力和强权归根结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尖锐复杂的国际问题，而政治解决才是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此外，中国在金砖国家围绕国际事务开展对话合作方面；在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方面；在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倡导把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扎实稳妥向前推进方面；在推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扩大对话和沟通的范围方面；以及在各种国际场合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都以其独有的冷静和理智，独有的眼光和定力，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平、合作的立场，坚持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共赢，其思想基础正是与国内协商民主相通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凝聚共识”等概念，这些概念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当代世界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也证明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赋予了协商民主全新的时代内涵，并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理论化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大贡献。
（作者：武寅，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来源：《中国政协》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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