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仿佛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冷战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正在消失，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卷土从来，种族冲突、国家冲突、文明冲突的言论甚嚣尘上，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而一路走过来，我们都发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都有弊端，那就统称全球主义或共同主义，全人类共奔美好未来，您看行吗？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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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糅’，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凋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想一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平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那就可能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却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0)【柯華慶】当前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车头的前后不衔接的系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这样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会越来越多、越拖越长。中共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具有习近平所批判的「杂而多」特征，相互之间常常是对立、甚至矛盾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正当性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杂而多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因而不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而结果上也就很难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越是全面系统地研读当前所有官方意识形态越是感到无所适从，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官方意识形态很难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令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0)“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 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他说，人类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
(0)毛主席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0)中国如今进入生产力过剩的今天，就是 诞生共产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昨天。我 们中国人如今有条件有能力再次开始这样的思考 和制度设计了。 要让所有人都没有后顾之忧，要建立社会保障 物品的公有制体系，建立全球性的公有制企业，不 仅提供社会保障财富的生产，也为所有人提供最基 础的工作岗位保障。只要一个人是勤劳愿意学习 的，都能在这个体系里工作，甚至可能只需要一天 工作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一个礼拜只工作一 天。所生产的物质财富就已经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基 础需求了。 每个人在必须的生活保障劳动之外都会积极 努力去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换取自己学习，科 研和更高享受生活的资源。我们要鼓励和支持每个 人敢于想象更美好的生活和努力去追求。但是人与 人不同，有不同的物质满足要求和精神满足需求。 市场经济是好东西，但是不能因为收入分配造 成人为贫困，因为收入少而不得选择生产成本过于 地下，价廉质量差，对身体安全没有好处的产品， 造成各种激素食品大量生产和市场化大量被民众 接受选择。计划经济如果是民主的由每个公民根据 自己的需要和社会能提供的产品进行选择的话，已 经不等同于不民主的计划化经济，而是更好的新市 场经济，或者说物质极大丰富，按需生产了。
(0)央企“双料董事长”宋志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非常好，决议里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什么叫混合所有制？ 就是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制度，而且在混合所有制里边可以搞职业经理人，可以搞员工持股，打开了大门。我觉得时代又来临了，大门又打开了。 有人又提出来说，混合所有制里也有国有混合，国有混合仍然视同国有企业。我一想坏了，这又勾了回去。这些年为什么我做改革发展研究会的会长，我是想真的在这方面努力。 我们遇到了挑战，就是竞争中性。我们必须是竞争中性，我们在市场上竞争、和民企竞争、和外资竞争，如果我们带着红帽子去竞争，那公平吗？ 我们必须要改革自己，成为混合所有制。 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做优，不见得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无一例外地做强、作大、做优，国有企业的个数、家数也没有必要越多越好，我们要抓大放小。我对改革还是充满信心，但我也觉得改革步履艰难。但我总讲一句话，“不信东风唤不回”。
(0)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更为成功，便是对人性中利己的特性予以尊重。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也就是人性中的利己之心。
(0)郑永年教授：香港人的“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意识。 发展到现在，一些香港人不仅不认同中国，而且以做中国人为耻。尽管这部分人是少数，但这部分少数是具有话语权的少数，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整体。这种强烈的非中国认同感，甚至反中意识是目前香港问题的核心症结。出现这种情况更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失败的话。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将近一百年，但回归之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地被留下来了。这种主权移交方式当时被称颂，但现在证明是个大问题。二战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出现一波反殖民地运动，民族国家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回顾历史，人们不难看到至少有三种“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种表现为简单的更换统治者。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运动的领导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通过反殖民地运动，把作为统治者的殖民者赶跑了，而自己变成了统治者。而在制度层面，他们不仅往往继承了原来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经常把原来的殖民者不曾实行的西方制度也引进来。 这种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殖民制度。这种方式并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倒不少。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原来殖民地宗主国所拥有的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第二种是彻底更换制度。一些国家在反殖民地主义之后，完全脱离和改变了原来宗主国所遗留下来的制度，而实行一套不同于殖民制度的制度体系。一些国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的更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另外一套“进口”的制度体系，例如那些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通过制度改革，在去殖民地化的同时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会的一些制度有效结合起来。新加坡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在独立之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采用了“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所拥有的“工具箱”（知识体系）使得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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