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仿佛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冷战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正在消失，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卷土从来，种族冲突、国家冲突、文明冲突的言论甚嚣尘上，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而一路走过来，我们都发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都有弊端，那就统称全球主义或共同主义，全人类共奔美好未来，您看行吗？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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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Alan GREENSPAN（艾伦•格林斯潘）：农业市场经济的成功鼓励了改革开放向工业领域拓展。同样适度放松约束带来了比预期更大的增长，支持了改革者的观点，改革者希望能够更快的走向竞争性的市场模式。没有一个改革者敢把这种新模式称为资本主义，他们反而使用一些委婉的说法，用邓小平的名言，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成功有效性，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如此雄心勃勃的一项与传统如此格格不入的事业呢。 随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经济的进步取得巨大成功，早些年的意识形态的辩论慢慢就成为了历史。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是在1994年，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很久了，之后我又好几次访问中国，像所有访问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每次都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象非常深刻，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去年生产2300万辆汽车的国家。在几千年来，农耕的土地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近年来，中国也制定了很多市场经济的体制，而重大的变化仍然不停地涌现，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建立一个与美国非常相似的破产体系，所以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世界和美国都为此感到印象极其深刻。 我就说到这里吧，如果有问题，欢迎大家问我。
(0)香港社会发生香港特区政治体制是否属于“三权分立”争论的原因：❶ 香港一些反对派虽然熟知有关历史事实，但秉持“为反对而反对”的一贯思维，延续了过去割裂主权与治权，竭力使香港与内地“绝缘”的错误思维，故意颠倒是非，将香港特区政治体制说成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 ❷ 香港社会有些人可能确实不知道当年“三权分立”主张被邓小平否决的史实，以及《香港基本法》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具体规定。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宁愿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采行的是西方“三权分立”模式。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一些人不熟悉当年关于香港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争论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多年来香港媒体多被反对派的观点所左右，使一些人误以为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就是反对派所说的“三权分立”。 除此之外，在香港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价值观念，许多人认为香港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制度必然应该是西方“三权分立”模式，除了西方“三权分立”之外的政治体制都是“妖魔鬼怪”。他们对内地强调的、《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政治体制不仅不清楚，反而有一种恐惧感。随着内地经济的日益强大，一些人的自卑与恐惧情绪渐增，希望藉西方的政治体制以自保。 解决这类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一是需要准确地宣传《香港基本法》，让人们熟悉真相；二是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人权事业，用事实解除一些港人对内地的误解、恐惧。
(0)世界的真相就是从来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观，民主自由在任何性质的政体内都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场的，只是看在哪种程度上最大化促进社会进步，还是邓爷爷说得对，白猫黑猫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0)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0)由于“涓滴效应”没有发挥作用——社会顶层的资金无法通过下层劳动者收入和信用的改善而“渗漏”到他们身上——保证资本主义为多数人良性服务的体系已经崩溃。 “世界已经疯狂，体系已经崩溃”。
(0)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都以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模式战胜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政府主导的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因为存在政府干预、扭曲，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是，他们太过傲慢，太过相信自由市场的理论了，信心百倍地认为这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中国每一步几乎都没有按西方的路子走，而是按照自己的法子，摸索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锐减，GDP增长率大幅度下滑。 中国用西方经济学家最讨厌的那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利用外汇管理制度以及人民币坚挺两个杀手锏，挡住了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冲击，同时也稳定了整个亚洲的经济。在西方经济学家的一路唱衰之下，中国反而一路高歌猛进。 事实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至少在中国不适用。 中国几乎是做了他们认为的所有错事，却取得了他们都没有取得的成果。
(0)美国的劣势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美国最大的劣势在于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执政集团的不确定性，一种是企业的不确定性。 执政集团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客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不是长期性的国家战略，而是决定他们日后利益分配的选票。川普跟中国打经贸战，首要出发点也是为了选票，这是他在16年竞选时提出的承诺，其次才是国家战略。 企业的不确定：今年之前，所有美国人对中国都是同仇敌忾，普通工人因为就业问题而仇恨中国（中国产业链更完善，资本家不在美国建厂），企业因为中国瓜分蛋糕（产业升级）而仇恨中国。今年之后，变化就比较明显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反对新增关税。因为他们发现即便越南与印度的劳动力更为廉价，但缺乏完整的产业配套，效率和性价比上均不如中国。 还有就是中国市场创造的利润太多，以逐利为主的资本家难以割舍。比如在美国宣布禁止美企向华为供货后的第二个月，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美国企业就恢复了对华为的供货。美光科技的市值甚至因恢复对华为的供货，而一度暴涨10%，此前一直是下跌的态势。 其次是政治极端化。以川普鼓吹民粹主义上台为标志，美国政治极端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极端化又会加大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 虽然内部分裂的美国仍会坚持中国是首要劲敌的想法，但这种分裂会在无形中消耗美国国力，使它在外部发力时，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如果川普能在2020年后继续连任，再折腾美国政坛四年，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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