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刚开始出现在地球上时，本无国界之分。只是后来由于人类私欲和权利的急剧膨胀，领土的纷争才产生现今地球上大大小小146个国家和地区。今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不断进步，共绘网（www.gonghuiwang.cn)预测200年后社区将取代国家，由各社区居民自治（自主）管理。社区是一个社会实体，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还包括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还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200年后的社区早已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将具备多重功能，在经济上由社区性机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文化上承担本社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还将为本市区的治安、秩序等公共事物发挥重要作用。每个社区将有一名领导者，维系引领该社区的繁荣发展，同时以社区为单位实行民主自治，让每个社区公民获得民主的权利，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贡献。你认为会实现吗？存在哪些可预见的障碍，又该如何应对呢？
相关链接：何为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 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社区与社会 著于1887年）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的流传下来。“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近些年，我国的很多社会学家开始对“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诸不相同。例如范国睿认为：“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个人或家庭，出于对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目的而形成的特定范围，不同社区间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区别开来”。刘视湘从社区心理学的角度定义为：“社区是某一地域里个体和群体的集合，其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是指有共同文化的居住于同一区域的人群。在具体指称某一人群的时候，其“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两个基本属性有时会侧重于其中一点。如“和平里社区”、“四方社区”是侧重其共同地域属性，而“华人社区”、“穆斯林社区”、“客家社区”等则侧重其共同文化的属性。不过无论所指侧重哪边，社区一词都是强调人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内部归属感。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时间翻过旧纸片，2014来了。有人称，这新的一年是“大数据元年”，资源整合成为一项能在社会发展中创造巨大价值的能力，在公益领域特别如此。 新年伊始，佛山南海推出了“电子义工证”，让义工管理数字化有了新尝试。电子义工证不仅能记录义工服务时数、进行身份识别，还集银行卡、交通卡、医疗保险卡于一体。此外，义工还能凭证在南海区的1000多家爱心商家里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目前，整个南海有注册义工26万，其中星级义工将近一万人，“电子义工证”的推广有利于实现义工“无纸化”管理，使得志愿者资源的调配更加合理方便。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程度渐深，养老机构运营社会化改制也势在必行。日前，中山社会福利院项目正式宣布社会化运营，改革之后，属政府供养的老人，将由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自费老人则缴纳相关费用享受服务，届时还将引入专业经营团队，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养老服务，此举开创了中山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运作的新路子。养老机构运营社会化，昭示着政府引入社会资本管理社会职能渐成趋势，由公转民，将有利于提高机构的服务质量，使服务更加多样化，适合更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企业投资社区公益早已不是新鲜事，如何真正解决社区之需，让投资为企业、社区共赢的问题却依然值得思考。听闻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将在今年推动“顺商关爱计划”公益项目，尝试让顺德企业以社区投资的方式支持社区公益项目，可谓顺德社会创新模式的一次新的探索。不过，社区投资不能只给钱便坐享成果，企业应该花心思管理他们在社区中的活动，努力给社区和企业都带来积极的影响。而提前深入社区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则更能促成双赢效果。 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已形成开展社会工作的生物链，环环相扣，单靠任一方力量来完成一项事务，几乎已经不可能。未来，注定是一个整合资源的时代。（转载：邢晓雯 赵静雯《社会资源动起来》）
(0)这种互联网中自下而上的话语权新形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还塑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格局。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他解释，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等认为，传统社会结构中各社会要素上下、垂直的结构形态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结构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形态进行分层，而是重新依据兴趣、爱好等方式进行重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变为扁平化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也在说明着，一个互联网的自由、开放、平等的市民社会的实质形成，而且还在日益成长，在重塑着社会，任凭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一切，都来源于互联网带来的公民自我赋权。卡斯特如此概述：“网络文化是由人类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统治信仰组成的，由崛起于自由、公开的技术创新执行，深植于以重塑社会为目标的虚拟网络之中，并由金钱驱使的企业家在新经济的运行之中使之物质化。”最后不断地竞争、扩散，快速地更新技术，实现了技术赋权。 通过互联网之上的各种媒体形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提出了“新媒介赋权”，她认为：“互联网是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人在技术赋权下更是以肯定性的姿态入场，强调人的反省、反思、自决、担当、行动及自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多元主体间权力博弈的过程，注重合法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解构与重构。”她也引用了戴瑞克的一句话：“人类目前正进入第三个媒介时代：即赛伯文化的时代，网络的智能环境带来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心智时代。” 师曾志进一步解释：“网络里形成的是新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再造或者权力解构的过程。这种新的权利的产生和新的社会关系的现状，也在意味着它在推动新的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民主化的趋势。这种民主化的趋势可以看到主要是新媒介赋予了三方面的权利，第一，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第二，获得了可以表达的权利；第三是获得了行动的权利。” 当然，这种技术赋权，也是基于现实的一种曲径通幽。常被誉为在中国进行数字化普及的第一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在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缩紧时，互联网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技术赋权，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中的市民社会，然后在线下切实影响了中国社会。于是，线上的中国与线下的中国，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摘自：张天潘《20年，互联网重构现代中国》）
(0)骑橙色无链的公共自行车上班、购物、健身、游览、公干，日益成为厦门岛外海沧区的新风景。４个多月来，陆续投用的６００多辆车全部由居民、企业捐赠，约５万人次骑行，无一被盗、无一遭破坏。 这是一个从群众中来、“由民做主”的项目。海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景说，公共自行车系统要不要建？怎么建？怎么管？８月初以来，通过网络、现场和问卷等方式征求意见１０万人次，最终催生了这个群众共建共管的公共项目。 “以往市政工程项目设计后就施工，很少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最多听部门、专家意见。”李金景说，“开始做得吃力，现在理解了。目前征求意见工作没有停，今后也不会停。”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共建共管模式，折射出海沧今年７月起实施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治理理念。通过转观念、搭平台、建机制，海沧着力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改“大包大揽”为“共同参与”，走出了一条政府、群众、社会各方面合力共建的互动共治模式，初步破解了当前基层组织弱化难题，拉近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城区管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样样“包办”，习惯了当“全能政府”，居委会、村委会某种程度上成为“二政府”，带来空壳化、官僚化问题。作为新兴城区，海沧大量失海失地农渔民随工业化、城市化“洗脚进城”成了新市民。由于互不认识，邻里“隔门如隔山、对门不相识”，给社会治理带来新问题。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核心在共同，基础在社区。”厦门市委常委、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激发社区群众的热情，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新阳街道兴旺社区的知心亭曾是居民休闲场所，因风吹日晒，逐渐出现了掉漆、天花板落灰等问题，成了“闹心亭”。居委会主任许敏芳说，今年９月，社区尝试发动居民来共同改造。出乎意料，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出主意”，还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日常维护。记者发现，这里的居民纷纷绿化美化自家阳台，认养社区绿地花木和公共设施，还实施垃圾分类。 “我们的居民都愿意为自己的美丽家园建设添砖加瓦，只是过去能参与进去的机会比较少，这需要我们去创造、去搭建、去激发大家共建的积极性。”许敏芳说，兴旺社区成立了厦门首个居民自治“孵化器”——四民家园，理事会、业委会、俱乐部、义工队等各类微组织也不断涌现，健康成长。 东孚镇寨后村西山社中心原有一个猪圈，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周边村民苦不堪言。开展“共同缔造”试点后，村民的评议让养猪户陈益兴坐不住了。今年９月，他主动拆除了猪圈，捐出了地块。如今，在村民的动议和参与下，这块地及周边池塘已建成亭台玉立、潭水清澈的公园。 “这些都是在上级部门支持下我们村民自己做主建的，和谐亭、金银潭的名字也是我们自己取的。”年逾花甲的西山村民吴水全说，“过去我们也想参与，但好像村里的很多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们５个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家组成‘美丽督导队’，为家乡的美丽发挥点余热。”（转载：巫奕龙 孟昭丽《社会治理“让民做主”》）
(0)协商治理效果好。把居民作为主体，纳入到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实施中，关键是要搭建协商治理平台，推动多元参与，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北京东城社区协商治理的做法和成效，为我们开展和发展基层民主提供了有益启示：协商治理，尊重居民主体地位，突出了居委会的组织作用。通过协商治理，把居民能干、想干、应该干的事情交给居民自己来干，使社区成为一个民主、开放的沟通平台，不仅尊重了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增加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而且培育了居民的公民意识，促使他们更加关注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协商治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有效释放，也激发了社区的生机和活力。协商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完善了社区的服务体系。实践证明，在社区建设中，自上而下指令性的工作模式，有时难以准确对接百姓需求，造成“政府买单、百姓不买账”的局面。协商治理，让居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区事务，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形成互补互动的社区服务体系。（摘自：苏超《基层民主实践的底色》
(0)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尽管美国社会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公民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私密性，但美国社会的“都市冷漠症”却大大低于欧洲社会。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生活在自治的社区和社团之中，当他加入到社团生活时，他就拥有了一些志趣相合的伙伴，而他们对他也不是陌生人。分析时下我国不少地方，社区建设不平衡、不充分，很多居民远离、缺席社区生活，而这一交往渠道的阻塞，很难让邻里之间相识相交，更难产生相合的力量。前不久公布的《重庆市宜居社区建设导则》中，邻里关系被纳入了宜居社区指标。在江苏扬州、陕西西安等地社区内，“邻里关照”、“妈妈联盟”等温馨行动相继展开，还有很多小区通过互联网，比如建立QQ群、小区论坛等，拉近邻里关系。重建温馨的邻里关系，并非家长里短的小事，它对于改善社区治安，强化邻里间的互助，提供近邻间的情感支撑，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关心的新型邻里关系，都有着重大意义，更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打下根基。
(0)我认为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重点打造自治平台，逐步推动社区楼栋长建设为抓手推进多元共治，以“义工＋社工”模式扩展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因地制宜、注重实效”为原则鼓励社区自治创新。增强他们在工作中运用议事规则的意识，引导居民理性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实现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多元共治社区管理模式很好。
(0)我听说共青团北京市委的“社区青年汇”项目不错。社区青年汇是团北京市委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主打品牌项目，定义为“依托基层社区，在青年居住、工作聚集区域建设的，以青年城市融入培训、交友联谊、文体娱乐、教育培训、法律心理服务以及青年自组织发育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在青年身边的地域性活动平台和团组织主导的区域性基层青年组织。
(0)近日，《深圳市民政局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网上公开，这意味着全市700多个社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财源”——成立社区基金会，其6项公益活动范围包括贫困成员的帮扶救助、社区环境的改善、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等各种社区公共事业。让社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邻里遇到问题就得层层上报。通过在深圳发展社区基金会，让慈善资源更多地服务本土，让捐赠人自主决定善款的使用，让社区居民切身感受慈善的存在，同时，在社区基金会的平台上居民参与民主议事和社区治理，将有效提高社区的一致性、互益性、共同性，使许多社会问题在社区层面以慈善、公益、自治、互助的方式得以解决，这种社区创新管理模式我觉得很好，可以大胆尝试。
(0)据报道，深圳市罗湖区黄贝岭街道文华社区居民，正积极准备着按新的选举流程，选出新一届居民委员会。居民会成员将由居民代表们选出，这是依据《文华社区居民自治章程》（下称《章程》）来实施的，依《章程》，文华居民正变凡事求“政府做主”为“自己做主”，开辟新的自治通道。按照《章程》，文华社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居民自治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居民通过每户一票选出本楼陈小姐的居民代表；然后居民代表大会从报名参选决议会成员的代表中选出决议会并授予其社区公共事务的执行权；决议会监督居委会的执行情况，以及居民代表、决议会成员、居民会成员的履职情况；居民代表大会监督决议会和居委会的工作并可罢免决议会成员及居委会主任；任何人不得在决议会和居委会交叉任职。而这一切也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高度评价文华社区开展的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认为居民通过自主协商、立项和票决公共项目，充分竞争、合作，体验主张和妥协，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素养和能力，会为基层的协商民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了不起的改革，我们应当有适合自己的自治途径。希望文华社区积极探索，为将来社区管理闯出一条新路来。
(0)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使得面对不同境遇的人具有新的共同情感，乃是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化要求，而社区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在中国高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受到生活方式变化和社会观念变化巨大冲击的社区，如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何应对全球化和本土性之间的复杂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社区是世代生活的空间，又是粘合社会的关键，是对于社区重建的渴望，对于传统人情不可替代精神价值的缅怀，对于业已消逝的紧密邻里关系，对于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相互联系所具有意义的再度认知。
(0)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