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伪造同行评审的痕迹”,英国某大型学术出版集团撤销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是中国作者。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更大范围的“造假”正在污染学术出版圈。
据数据显示,我国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凤毛麟角。当下,大量学术期刊已经完全市场化。交钱就能发表论文的现实,已然造就了我国论文发表与职称评聘工作的“假大空”现象。竞争压力、急功近利、经济成本、监督机制、科学评价的施压等原因造成的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极大地腐蚀了科技界的肌体,损害了科技工作者的声誉。如何清除这块肿瘤,恢复其本来应有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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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 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 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 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 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作者: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王健:2020年全球撤稿英文论文1932篇,来自中国819篇。其中,639篇以上撤稿通知提示涉嫌学术不端。撤稿数量前三位为吉林大学、青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撤稿共涉及43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杰青)和79个科技部重大重点项目。超过377篇论文的撤稿通知提示图像涉嫌篡改或造假。“图片误用”问题不解决,还会有更多人前仆后继,继续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2018年,京都大学首次超越东京大学,成为科技类诺奖最多的亚洲学府。当你看到京都大学,感觉它太普通不过了,低矮破旧的大门,甚至比不上国内的三本院校的大门气派。 京都大学对于教授,副教授等科研人员,并没有论文的硬性指标。所以要是从论文数看,京都大学能挤进全球前50名也费劲。因为如此“自由”的学风,肯定无法高产出科技论文。 京都大学不要求论文数量,那些诺奖得主是不是论文一定很高产呢?举个例子,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他获奖前,所有的数据库里都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只是一间普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成为一家企业中的无名小卒,获奖前,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发表过。 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因此,从京都大学和田中耕一,我们看不出论文数量和诺奖的必然关系。
在爱因斯坦先生1905年的五篇论文面前,在屠呦呦教授少得可怜的几篇论文面前,某些“大牛”的500篇SCI论文恐怕根本就谈不上论文,简直轻如鸿毛!以屠呦呦教授的论文为标准,这么多的两院院士,又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文章呢? 所以,论文并没有错,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凑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硬是将科研过程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放大,而真正投入科研的时间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科研人员论文写作水平急剧提高,但科研水平急剧下滑,科研成果转化率跌入谷底的现实。 论文必不可少,但论文的门槛,必须大大提高!整天琢磨写论文凑数者在堂,实干者将永无出头之日。只有让那些整日忙着拿小事写文章的沽名钓誉之徒白白忙活,无人再愿意为这些事情而分散精力,才能让我国科研水平冠绝全球!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 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 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 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 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 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
学术刊物,评定“核心期刊”,本来是为了提高这些刊物的影响力,提升刊物的品格,形成优质期刊,发挥正确导向。可是一旦评定,刊物就面临着另一种更实际的导向。硕士、博士的学业,专业职称的评定,岗位任务的完成,都要有论文发表,而刊物版面也就成了他们竞买的“商品”。有钱,文章质量可以降低门槛;没钱,对不起,敬请另投。于是,“品格”也罢,“优质”也罢,往往成了纸上的空文,虚导的功效被实导冲销。 同样,如果只有少数贪官受到查处,而多数逍遥法外;如果权力滥用的风险很低而收益颇丰;如果弄虚作假能博得步步高升,那么,无论发表多少篇论述清正廉明、要说实话、要办实事的文章、讲话,都是很难改变人们观感,力挽官场颓风的。
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论文,特别是SCI论文,甚至已被权力化了。部分领导者,他们是论文挂帅的倡导者与实施者,对西方模式与标准的崇拜,成为他们固化的习惯。他们竭力宣传SCI论文对科学家及其成果科学性的重要意义,作出大量的检索统计,出版大量介绍资助对象的人才与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的报告、宣传物。对其资助的人才与SCI成果以及外国人的好评进行广泛赞扬;通过以项目、经费、荣誉为手段,对广大申请经费学者加以鼓励,对部分学者及成果进行贬低乃至封杀。有些管理者,对学术界的不同声音满不在乎。“学术自由”“发挥科学家积极性”等很可能成为他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他们应对中央高层的“挡箭牌”。
那个梁教授,发表侮辱国家言论是校方发现并约谈的。和学生检举无多大关系,其次就像梁叫兽这样的人,也配当学生的老师吗?大学里太多这种叫兽了!占学生便宜,学生不给点利益就故意卡学生论文,把学生培养成自私自利的人。这种叫兽就应该多检举,多揭发!它们不配当教师。学生们可不是傻子,什么老师真的好,什么老师真的坏,心里一本清账。
北京物资学院一名物流工程硕士生的一篇学术论文,被指大面积抄袭北京交通大学多名老师合著的一篇学术论文。校方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本校研究生在校期间校外公开发表论文涉嫌抄袭,学校是有相应处罚规定的,但如果涉嫌抄袭的学生已经毕业,学校目前没有追责规定。 学术论文是否抄袭,只要与被指抄袭的文章进行比对,结论一目了然。查证论文抄袭与否并不困难,但如何处理涉嫌抄袭的学生,似乎成了一道难题。 如果按照校方的说法,对于毕业论文抄袭行为的责任追溯,存在明显的“失效期”,过期不查,大量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行为将逃脱问责。作弊学生只要让论文通过审核,拿了毕业证就可以一走了之,日后再也不用担心真相被曝光。
近年来,学术“抄袭门”屡见报端。3月21日,又有媒体曝光某高校历史系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且从题目、摘要到参考文献与被抄袭论文几乎完全一致。大跌眼镜的同时,我们更应反思:一篇“假论文”是如何蒙混过关的? 实际上,高校对学术论文的撰写有着严格的规范。一篇学位论文的创作,至少需要经过开题、初稿、修改、查重、答辩等多道程序。如果说某个学生的抄袭行为尚可归结为个人学术品行不端,那么抄袭者居然能堂而皇之地通过学校设立的各道关卡,拿到学位,便是一个学校的丑闻。开题审查不严、导师应付了事、查重监管成摆设、评审答辩走过场……执行层面存在严重漏洞,又缺乏第三方的审查、监督机制,抄袭者自然有机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临近毕业,除了学完本专业的课程内容,准毕业生们都在忙着实习、找工作,不少学生因为最后一年事情太多而在临近毕业时才匆匆“赶制”论文。请注意,不是“写”,而是“赶”,不是心血之作,而是匆忙“赶制”。“赶制论文”现象证明本科论文“太水”,形同鸡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本科教育要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大众化人才,而不局限于研究型人才,某些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毕业论文并不符合社会的需求。加上我国大学严进宽出的传统,在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上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因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能不能拿到学位丧失了约束力,毕业论文应有的考核功能得不到真正的发
大团队、新大楼、大设备的初衷当然是大产出和高回报。这种追求“短平快”“大干快上”的思路必然会给科研人员造成很大压力。论文要抢着发,成果要赶紧出,科研人员被迫像工程建设般追赶进度,难免会出现“为了交账而交账”的敷衍了事。事实上,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大投入并没有带来大产出,量变也未必能催生质变;数量庞大、良莠不齐的论文制造了表面的繁荣,获得国际认可的重大原创成果仍然不太多。之所以出现用工程思路指导基础研究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个是科研的过度行政化,某些主管部门好大喜功,热衷于用“大工程”吸引眼球、博取政绩;二是没有认清或尊重基础研究的基本规律,把“做深做透”的基础研究与“做强做大”的技术工程混
一、 N S F:取消截止日期可减少项目申请量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透露,这个想法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目的是为了缓解绩效评审的压力。最开始是从地球科学部一个小的拨款项目开始的。2011年,该项目取消了截止日期之后,申请的数量就下降了50%以上,而且至今依然保持在这么少的数量。 随后,基金会又尝试消除了四个半年一次的资助项目的截止期限,申请的数量大幅下降,仅仅11个月的时间,就从2014年的804项申请,一下子下降到2015年的327项。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运用于其它基金会的方法”,地球科学部罗杰•脇本(R og erW akim oto)副主任在地球科学咨询委员
这是昨日两则可以联系起来看的新闻:一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强调科技工作者不准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即禁止所谓的“有偿论文”;另一则是,河南大学古代文学老师常萍,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专注教学30年,但其课堂堂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近日,学校高规格特聘已经退休的常萍老师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一边是国办发文,禁止科技工作者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一边是一位没有论文的大学讲师在退休之后,被学校高规格特聘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把两则新闻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相互应验了一个常识:“有偿论文”现象虽然由来已久,且
为什么“中国作家写得太快太多”?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精神氛围的浮躁。这种精神方面的匮乏和心态的浮躁,突出表现在当代人的文学生活中。还有就是,文学写作功利主义的盛行。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的生活常态是紧张、急迫、匆忙、受挤压的,因为令人眩晕的速度,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生活,愈加趋向“速度化”,一些人进行文学写作,不再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只是一味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体现速度化时代特性的文学观念、文学方式应运而生,文学的一切必须服务于这种速度,追求速度、追求流行标准成了炮制文学的模式,成为文学写作的“制胜术”“吸金术”…… 8
很多学术论文在普通读者看来仿佛天书,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串在一起就看不明白了,这时候可能会自叹学识浅薄。其实不必,因为不少论文表达方式晦涩难懂,连科学家都看不懂,忍不住吐槽。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批评有些论文作者“用一个词就能说明白,却偏用三个长长的词”,称这种写法是“专业自恋”。平克对英国《泰晤士报》说:“我常常被我自己专业的期刊的文章难倒,甚至包括《认知科学趋势》这种帮助我这样的人获取本领域最新信息的期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免疫学家丹尼尔•戴维斯与平克有同感:“很难看明白我的专业以外的内容,有时即便是本专业的(也看不明白)。”在英国沃里克大学研究数据学的阿德里安•莱奇福德认为,论
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于是她多次落选院士竟然成了重要话题。我本来不想提笔,一是近来时间紧,二来实在不想凑这全民皆知的热闹,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我只想静静。然而,夜深人静,我却忽然有话说,斗胆挑战一下读者的感观…… 在中国,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学术成果,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多地与各种头衔相互缠绕,分不清彼此?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每个人却又身处漩涡,抽离不去……我们奋战在科研一线的知识分子,一边为大学缺少大师而慨叹,一边却又为了在知名的刊物上发几篇论文奔走相告,甚至卑躬屈膝!大学本为大师之地,却最大限度地充斥着名